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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jz zw1.indd 1 2016/6/2 7:46:54 2 晋中传统聚落与建筑形态 晋中地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保存有人类自新石器 时代以来不同时期的活动痕迹，尤其是明代以后的乡村聚落（包 括庙宇、宗祠、衙署、学宫、民居、驿道等组成要素），成为研究 人居空间的重要样本。本研究从环境适应性视角切入，以传统聚 落和建筑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归纳环境要素，探讨聚落的驱动因 子如何促使其进行转向与更新；另一方面分析聚落和建筑的空间 形态和社会形态，通过类型研究总结物质形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层 规律。由于多重元素的作用，传统聚落和建筑的发展对居民生活 产生深远影响，涉及历史文化承袭、物质空间更替、居民生活转 变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演进，传统聚落和建筑在当代的空间诉求 和社会组织已和农耕文明时期大不相同，其空间形态也应不断进 行适应性调整。 一、研究背景 1.城镇化进程 中国的城镇化率在 2011 年达到 51.3%，城镇人口首度超过农 村人口。人口构成的变化意味着人居空间主体发生改变，聚落类 型、职能定位、空间形态须进行调整和应对。《中国乡村发展研究 报告》（刘彦随等，2011）关注乡村建成环境的“外扩内空”现象， 超过2.3亿的农村务工人员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及相关活动①1，其中一 部分人以“离土离乡”② 2的方式与聚落空间发生联系，导致土地流 转和空间重构，并外显为聚落形态的改变。《城市蓝皮书·中国城 市发展报告》（潘家华等，2012）中提及中国由乡村型社会逐渐向 城市型社会转化，并对转型主旨与路径进行探讨。《中小城市绿皮 书·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中国城市经济学会，2012）通过统 计分析阐释不同类别和规模聚落的城镇化方式和现状。 多份调查报告关注城乡融合的体系化发展，其调查结果使人们 意识到当代快速城镇化进程对长久以来渐进演化的传统聚落形成 冲击，原有聚落形态在短时间内发生骤变。2000 年到 2010 年期间， 中国的自然村减少约 90 万个，平均每天减少多达 240 余个 [1]。山 西省的自然村数量在 1988 年约为 5.98 万个，到 2005 年约有 5.16 万个，减少约 13.7% ；太原市的自然村数量在 1989 年为 1889 个， ① 该数据在 2013 年达到 2.69 亿人，其中山西省农村务工人员在 2011 年超过 470 万，占全省常住 人口的 13%。 ② 关于“离土”和“离乡”的论述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通过一 系列论文和调查报告提出“离土不离乡”模式，鼓励农民就地转向进行非农生产。 jz zw1.indd 2 2016/6/2 7:46:54 3绪? 论 1 ① 书中图表除注明外均为作者拍摄、绘制或在原图基础上改绘。 到 2011 年为 1552 个，减少 16.6%[2]~[5]。包括历史村落在内的传统 聚落或被毗邻的城镇区域同化，或是其原住民迁居别处，人居空 间疏于维护、逐渐凋敝。城镇区域的不断拓展以及产业格局的调 整，从各个方面重塑了聚落形态（图 0.1、图 0.2）。 快速城镇化诉求导致传统聚落中的人居空间和社会生活的关系 发生转变，如何在明确聚落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解决现实存在的矛 盾成为关键。由于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大量乡村聚落 的居民离开故居，为生计而暂居城镇。公共教育设施的集中化政 策导致乡村聚落中的中小学数量骤减，亦导致乡村人口涌入城镇。 此外，新形态的社会文化由城镇聚落向乡村聚落传播，对传统聚 落的概念进行再阐释，聚落的原住民重新认知建成环境。社会形 态的转化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促使传统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转型， 与原有空间形态相适应的礼仪习俗、价值观念、行为法则等均受 到冲击，继而又对空间形态形成反馈，导致后者发生改变。 全国性的城镇化现象及问题在山西地区亦有体现。山西的城 镇化率在 1982 年之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之后经历高速增长，于 图 0.1 灵石县夏门村建成区边缘的民居与厂房建筑① 图 0.2 孝义市苏家庄村与毗邻城区 jz zw1.indd 3 2016/6/2 7:46:55 4 晋中传统聚落与建筑形态 2000 年后与全国城镇化率趋于一致（图 0.3、图 0.4）。晋中地区 是衔接山西南北的重要区域，包括四个地级市，既有省内城镇化 率最高的太原市和阳泉市，亦有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的吕梁市和晋 中市① 1。根据 2011 年国民经济核算指标，太原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占到全省的 18.5%，位列 11 个地市中的首位，而阳泉市的 地区生产总值仅占总体的 4.7%，位列最后。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晋中地区的总人口已超过 1200 万人，约占全省 常住人口的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