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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读 多 写 ——英语学习谈 黄源深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英语系，上海 200336） 黄源深，1940 年生，现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 著有《澳大利亚文学史》（1997）、《澳大利亚文学论》（1995）、《澳大利亚文化简论》（1993）、《当代澳大利亚社会》（1991）；编著《高校英语教材1－8 册》（1995 和1996）、“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总主编）《综合英语教程》（1999）和《英语泛读教程》（2000）、《英国散文选读》（1996）、《澳大利亚文学选读》（1997）；译著《简·爱》（1993）、《道连·格雷的画像》（2000）、《隐身人》（1998）、《我的光辉生涯》（1989）、《露辛达·布雷福特》（2002）等。已出版著译计三十余部，发表关于文学、语言和翻译的论文六十余篇。 阅读和写作，恐怕对学习任何语言都是重要的。就拿中文来说吧，要学好它，大多离不开阅读和写作。读多了，写多了，水平也就提高了。文革结束后，文学界出了一批年轻作家，写得很不错。撇开他们的艺术创造力不谈，他们的语言功力多少应当归功于“绣地球”间隙，那些寂寞夜晚的贪婪阅读，以及不计功利的大量写作练习。他们的经验，对我们的外语学习是不无启发的。 作为一名多年的外语学习者，我似乎也有类似的体验。在漫长的外语学习岁月中，我觉得进步最大的是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后期的若干年，那时晚间闲来无事，出于兴趣，便读起几年前从旧书店淘得的英国小说来。当时这些书只能在夜里偷偷地读。三十才出头的年纪，不知道疲倦，所以常常通宵达旦，几年下来，竟把这些书都读完了，有的还读了好几遍。读过以后，有些感想，便用英文写下来，没有什么目的，只是自我欣赏而已。不料却感到，自己的英文水平还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第二次有这样的感觉，是二十多年前国门刚开的时候。当时，我有幸成了首批赴澳大利亚进修的学人。在国外攻读学位都要看大量的书，写很多论文。我选的是文学专业，读的基本上都是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一类书籍。就阅读而言，可以说是文革那段读书经历的继续。写却大不一样了，一??目的性很明确，是学期或学年论文，或是硕士论文，必须力求内容和表达俱佳；二是频度很大，常常一门课的论文才写完，另一门的又开始了，所耗的精力和达到的强度，是空前的。整整两年的学习，差不多是在不断地“读”和“写”中度过的，读过和写过的文字，多于一生中任何同样长的时期。自然，进步也就特别大，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根据我自己的体会，阅读和写作在外语学习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多读多写，是外语学习不可或缺的手段。惜乎在当今我国的外语教学中，两者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阅读而言，常常拘泥于短文章上的“精耕细作”，阅读量太小；而“泛读”又不泛，量也很有限。因为读得太少，产生不了语感，便只能依赖语法，生搬硬套，或是死记硬背，自然效果不会太好。写作就更糟糕，很多学生因其枯燥费时而讨厌不已，教师则因改本子耗精力而望尘却步。结果学生写得不多，也写得不好。可以说，“写”是目前学生读、讲、听、写“四会”能力中最薄弱的一环。教学上，力气花错了地方，不大量阅读原著，却离开丰富的语境，孤立地、就事论事地、无休无止地做练习，或是一味在应试技巧上动脑筋。表面看来，分数提高了，实际上，外语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或是提高得不快。更可怕的是，把原本应该生动有趣的外语学习，变成了机械的、枯燥乏味的苦役，靠学习者自身的意志勉强支撑着，有些人甚至产生了厌学心理。于是出现了这种并不鲜见的现象：“本国师资大都经过留洋深造，洋师资也不算少，多媒体一整套，教学改革很热闹，就是教学质量难提高。”我们的外语教学，多少陷入了这样的尴尬。 我认为要真正学好外语，就要大量地读，大量地写，大量地听，大量地讲。而前两者尤为重要。 阅读的好处何在呢？阅读是在语境中学习外语，所学得的语言是地道的、自然的、活生生的，学起来也快。大量阅读又能培养学习者的语感，而语感对外语学习是非常重要的。阅读还是扩大词汇量的一个重要手段，读得越多，词汇量就越大。当然，如培根所说，“阅读使人充实”，阅读有助于扩大知识面，提高人的人文素质，那更是不争的事实。而在现代社会中，阅读又是获取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如今,书籍汗牛充栋，报刊难以计数，网上的世界无边无涯，没有 快速阅读的能力是断然难以生存的。 读什么？如果阅读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外语水平，我相信古人“开卷有益”的说法。无论读什么，只要是外文，对提高外语水平总会是有帮助的，所以不妨拿来就读。但对大学生，或是还没有养成外语阅读习惯的人来说，我认为先读小说比较好。外语课的课堂教学，一般说来比较紧张，有的甚至还有些单调，而小说大多较为生动有趣、富有吸引力（如不生动可随时调换），阅读小说不啻是紧张的课堂学习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