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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是‘稳定至上’的时期” 2014-12-07 21:06:07?中国社会科学网?徐萧 邓小南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历史学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沉潜探索的能力,让我们得以去寻求自己的魂、自己的根。另外,它长于辨析材料,追溯议题,也带来‘思维体操’那样的训练。”历史学者邓小南说。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关于宋代政治史、制度史,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的研究几乎是无法绕过的。作为宋史研究学者邓广铭的女儿,邓小南并非从小受到“家学”的训练,父亲当时也并未希望她“女承父业”。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邓小南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宋代任官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后,她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还对唐宋妇女史、家族史有精深的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有感于过往宋史研究中的种种不足,邓小南开始推动宋史研究新方法、新视野的建构,以及旧材料的重新发现和新史料的利用,在宋史学界内外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近日,借邓小南来上海参加学术会议之机,早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怕被说有“家学渊源” 早报记者:你是北大历史系78级本科生,那么在进入北大之前有没有从邓广铭先生那里接受史学训练? 邓小南:上小学二年级时我开始看一些长篇小说,十岁的时候,父亲鼓励我读《三国演义》。那时候,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让我学历史,也没有表达过希望我继承家学之类的愿望。因为在解放后,各种各样的运动不断,虽然我父亲没有被划成“右派”,但一直是内部掌握的“中右”、“拔白旗”的对象。我猜想,尽管他对自己从事的专业很有感情,但是那时候他可能不愿意我再走上他这一条路吧。 说实话,我直到现在都有心理障碍,就是怕别人把我跟父亲的学术成就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家学渊源”,我就很紧张,其实我的根基绝对没有那么深厚,不是精心训练出来的。 早报记者:但是你最后还是选择了研究历史。 邓小南:也可以这样说。不过,当时我们面对的现实可能是非常有限的。1977年,在北大荒九年后回到北京,我在172中(现在人大附中)担任政治课代课老师。我当时就想,政治风向真的很难把握,自己不能误人子弟,将来尽量学一个离现实最远的专业吧。 早报记者:那么你是进入到硕士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关注宋代的吗? 邓小南:对。那时候,我是跟着王永兴老师、张广达老师学唐史、敦煌学,我本科期间发的一篇文章,是1982年刊登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第一辑上的《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校释》,给这封信做注释。后来为什么选宋史呢?因为那时我们班上很多学生都是立志于做历史研究的,而且好几位优秀同学要考隋唐史方向的研究生,如果我再选,录取时就会自己人相互挤撞。我当时对宋史说不上有特别的兴趣,但觉得做宋史的人少,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机会。硕士毕业后,没有再考博士,既是因为年龄大了,有了孩子;也是担心在我父亲名下读博士,难免会有议论。 我在2006年出的《祖宗之法》的后记里写道,“作为女儿,我从学业到处事,都不曾使我父亲满意。这种愧疚,直到今天仍在啮蚀着我的心。”后来上海师大的程郁老师告诉我,她把这本书带回家,她先生翻看了后记,叹了口气说:“唉,名人的女儿真不好当。” 早报记者:历史学能够带给我们什么? 邓小南:历史学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是像你说的“求真求善”这样的动力和长期的追求,同时它给你一种沉潜探索的能力,让我们得以去寻求自己的魂、自己的根。在理想状态下,历史学让学生们不仅仅聪明,而且具备通向“智慧”的能力吧。另外,它长于辨析材料,追溯议题,也带来“思维体操”那样的训练。 历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反思的学问。通过这种反思,让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变得成熟,少走弯路。即便将来不从事史学工作的人,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什么选择相对合理,都有赖于判断。另外,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面对大量的材料,当这些材料看上去混杂而无头绪的时候,历史学的训练可能会帮助你在其中找出提取关键、解决问题的路径。 宋人强调本朝家法胜过汉唐 早报记者:《祖宗之法》是基于动态、过程的研究方法,而你在序引里面说宋代提及“祖宗之法”,有“说法”和“做法”两个层面的意涵。是不是可以认为“说法”更接近一种观念、思想层面的指涉,而“做法”则和实际操作相联系? 邓小南:“说法”跟观念其实是两层意思。“说法”是观念在实践中的表述,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可能是被扭曲了的、被调整了的观念面对现实的体现。当然它是反映一种观念,但又不是纯粹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屈就或者贴近于现实了。另外,有关“祖宗之法”的“说法”,尽管是应对现实的表达,然而还有其导向与自我解释的一面,还不同于“做法”。所以这里面一档一档的要拉开,这样才能形成有层次的问题点,才能有效地展开讨论。 现在谈“祖宗之法”,谈宋人种种表态式的“说法”,我们会认为其中很多不过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