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范式差异及融合趋势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范式差异及融合趋势.doc

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范式差异及融合趋势 摘要　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均在管理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以《管理世界》和《经济研究》刊发的二篇论文为例，比较两种范式在研究的主客体关系、认知解释模式、研究过程设计三个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性，最后，指出了研究范式融合的三种具体模式。 关键词　质化研究　量化研究　管理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与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一直以来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类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管理学研究领域也倍受推崇。质化研究突出强调在自然情境下，发挥研究者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非结构化访谈、观察、文本分析等手段，以当事人的视角对社会现象或者具体事件进行深度研究，而量化研究则突出强调在实证主义思想指导下，通过实验、实地调查、二手数据等资料的客观分析，试图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很长_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派系之争激烈，质化研究者偏好丰富翔实的情境事实，攻击量化研究的纯粹数据推导，缺乏人文主义；而量化研究者往往对数字情有独钟，攻击质化研究的本质直观解读，缺乏科学主义，甚至一度出现过类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分歧。本文试图在梳理两种研究范式起源、发展路径、主客体关系、应用解释模式、研究过程设计等差异性的基础上，指出当下十分有必要创造性地将两种研究范式有机融合，认真探讨两种研究范式融合的具体模式。 一、两种研究范式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纵观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任何一种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身处的时代特征，社会的突破性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往往是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形成的基石和土壤。 (一)质化研究兴起的渊源与发展 质化研究可以追溯到西方学者对人种志的兴趣。主要用来研究原始部落条件下人类群聚模式、生存方式和特定的传统文化。早期的学者们往往会借助文字资料方式，或者研究者亲自前往实地进行细致地观察和访谈，进而达到动态勾勒、还原或者再现某种情境，冀希望在对世界上落后民族残存的原始文化中，了解和发现自己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优势。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自我意识“不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对象世界，而且可以创造一个社会世界” (文军，蒋逸民，2010)。如参与式访谈作为质化研究的重要形式，研究者完全可以开始采取一种视情况而定的研究态度，注重在研究双方彼此互动、集体理解的过程中，通过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去理解对方，并将结果合理地“解释”出来。 在19世纪末期，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就热衷于“采用以田野调查为主”(熊秉纯，2001)的质化研究，主张研究活动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确定性，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充满知识分子个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于1878—1905年期间广泛深入地到山东农民家庭调研，出版了《中国农村生活》一书。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科学主义盛行，致使质化研究陷入一种困境之中，甚至一度被认为是非科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调查研究基本上处于低潮状态，但是，费孝通1957年以及后来的1980年两度调查“江村”，又给我国社会科学界的质化研究树立了典范。 根据采集数据方式的不同，质化研究可以分为案例研究、人种志研究、焦点小组、图片录音等多种形式。(菲尔·卡尔斯贝肯，任玥，2010)自从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录音、录像、mp4、cd等设备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推动着质化研究的再度复兴。一是借助这些新设备、新产品，研究者可以更加规范、严谨地开展和实施质化研究方案。二是质性分析的统计软件不断成熟。如澳洲qsr公司于1981年开发设计了一套辅助质化研究的nvivo软件，平均每3年左右时间就推出新版本，还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atlas.ti质性分析软件，后者的强项体现在对影音文档的处理上。 (二)量化研究和渊源与发展 18世纪中叶始于英国，19世纪后又席卷西欧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促进了民众对科学生产力的认识提高。哲学的自然主义开始兴起，学者们倾向于采用实验、模拟、测量等方法，确定事物的因果关系及客观规律，对科学的内容与形式给予了重新评价。由此同时引发了两个后果：一是部分崇尚自然主义的研究者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社会科学家转变研究方法，选择尝试量化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问题。如冯特心理实验室的设立，突破了康德所主张的“心理学不能成为科学”的预言，(叶浩生，2008)可以被视为心理学史研究范式的巨大进步。 19世纪法国古典社会学大师孔德创立了量化研究者自觉遵守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他曾鲜明地指出人们的研究开始进入实证时期，建立起理性和充满科学性的知识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量化研究范式主张在主观世界以外，必然存在某种客观唯一的真相，研究者只有采用严谨的态度、严格的程序，才能获得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结论。 从技术进步层面来看，量化研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