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中传播学思考.docVIP

《文心雕龙》中的传播学思考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完整的一部巨著，具有“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的特点。全书共十卷五十篇，总结了自先秦以来文学批评及理论的各个方面，在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批评鉴赏方面都做出了许多超过前人的探索。然而刘勰对于受众这一接受主体的关注与重视，以及其中渗透的传播学思想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下面仅从受众、反馈和控制三个方面谈谈我对《文心雕龙》中蕴含的传播学思考。 （一）受众观 所谓受众，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上的解释是指：接受信息传播的群众。受众包括读者、听众与观众三种类型。早期的传播观念中，受众无非是一群各自为战的乌合之众，“魔弹论”“靶子论”等过分夸大传播效果的传播观占据主导地位。现代传播观则从“媒介决定论”走向“受众中心论”，更加强调受众的作用，突出受众的地位。 《文心雕龙·知音》开篇便是一声浩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1]知音之难，难在何处呢？刘勰指出了两个方面：一是“音实难知”，也就是作品本身有难知之处；二是“知实难逢”，也就是真正的知音是很难遇到的。显然，刘勰不仅指出了“篇章杂杳，质文交加”[2]的文学作品本身的客观因素，也看到了接受主体“知多偏好，人莫圆该”[3]的主观因素。从这点上看，刘勰对受众的关注与现代西方传播学的观点可谓如出一辙。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受众的“知多偏好”是由个体接受和理解的差异性引起的。“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受奇者闻诡而惊听。”[4]便不足为怪。可以说，任何理解活动都不可避免的渗入主观因素，带有感情色彩，这种积极的带有创造性的理解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有心理预设、文化背景、动机、情绪和态度等。 鲁迅关于《红楼梦》的一段有名论述，对动机这一制约理解的因素做出了有力的阐发。鲁迅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书目的书。谁是作者和读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5]这里所说的经学家、道学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之所以在一部《红楼梦》中发现这么多不同的“命意”，产生这么多不同的理解，正是因为他们带有各自不同的动机。 另外，我们每个人都生长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每个人的行为、观念、习惯、性情都不断地受到某种文化模式的塑造和熏陶。因此，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不免要受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从而带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化烙印。不同的时代，人们对诗人的推崇程度的差异，正是受到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在唐代地位不如李白的杜甫，却在宋代确立了典范地位。宋代文人极力推崇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严谨态度、用典和格律，本质上是因为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道德化、理性化的精神内核。 反馈观 反馈，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述，无非是信息的反向传播。作者与受众位于整个传播过程的两端，反馈过程即是读者将信息反向传递给作者。无反馈的信息单向传播正如对牛弹琴一般毫无意义，更谈不上“知音”了。 《知音》篇中刘勰对于文学鉴赏和批评的基本原理的阐释，也透露着反馈的思想。他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6]文学创作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学欣赏则正好相反，是由作品的文辞而深入作家之情。刘勰所谓的“知音”，正是读者与作者的心灵契合而达到的情感共鸣，这也正是《知音》篇的本质和核心。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情感的共鸣呢？无非是读者和作者以作品为媒介而进行的的情感互动。 接受美学的重要理论家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的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的互动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7]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文学的四要素理论，即作品、世界、作家、读者，[8]也突出了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接受和消费主体的重要地位。 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创作出的作品是没有完整意义的第一文体，只有经过读者的解读、接受，融入读者自身的认识和理解，才能成为具有完整意义的第二文体。我想，没有读者的作品与没有知音的作家，都是孤独的、残缺的。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家和文本呢？刘勰给我们指出了“知音之道”，从而做一个真正的知音，即是：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9] 刘勰认为，读者要在“博观”的基础上“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 ，便可做到公正而全面地品评作品。 控制观 传播活动与其它生产生活活动一样，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传播过程中的控制往往是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