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选编.doc

“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 内容提要　针对目前中国社会史等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区域史研究又多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本文提出应改变“村落研究取向”的建议，即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应有意识地区别“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地方性知识”是知识人从思想的意义上进行划分的结果，“地方感”则更接近于精英或底层民众自身的感受，两者不能混淆而应区别对待。如何在尊重既有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政治变迁的跨地方性逻辑的问题，以及“政治”在近代的意义，不但要从“地方”的角度加以理解，更应该结合一些跨地区的政治现象如“社会动员”加以解释。　　关键词　地方性知识　地方感　政治史　社会动员　　一、“宗族”、“庙宇”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现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史和政治史占据着绝对垄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和政治史是描述社会经济形态总体演变趋势的工具，虽然“中国经济史”中间往往加上“社会”二字，叫“中国社会经济史”，实际上在传统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框架内，是看不到什么“社会”的影子的。因为中国历史的变迁图景只容纳了生产力变迁下一种粗线条的人际阶级关系的变迁，而不会给社会意义上的变化留下什么位置。　　80年代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界率先提出了“社会变迁”的问题，力求突破从“生产形态”的角度理解历史演变的旧路子，用新的描述取代老的分析，如用“社会分层”取代“阶级分析”，用“结构-功能”框架取代“社会发展阶段论”。这种替代式研究因为区别于传统经济史的陈旧语汇和公式化的论证方式，一度风靡史学界。这种治史风格也比较吻合于80年代整个思想界的阐释风格，即喜欢从大处着眼，搞超大范围的中西比较和框架分析，诠释单位也往往着眼于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这两个系统的作用中，“社会”仍屈从于宏大叙事的压迫而没有什么机会进行细节的展现。　　真正把“社会”当做一种分析???位，而不是屈从于“结构”束缚和成为现代化演变分析的附庸是从90年代开始的。90年代的中国史界开始注意把历史演变不仅仅看做是个时间因果序列的问题，而且也是“空间”转换的问题。也就是说，仅仅以“中国”为研究单位，其实研究的只是一个“政治”与“制度”的实体，探讨这个实体的运作固然重要，却难以发现基层社会的运行状态。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新的研究空间，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社会”。在西方史学界，“社会”是与“国家”相对抗的一种空间，它被理解为一种区别于上层世界的“公共领域”。可“公共领域”又往往被理解为是在城市中出现的，与“市民社会”的出现相匹配。所以，“公共领域”被引进中国时，由于缺乏西方的历史情境，在应用到中国历史分析时少有成功的例子。相反，由于中国人口以农为生者占绝大多数，因此，把乡土中国中的“村落”定位为“社会”研究对象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中国乡土社区的基础单位是村落，村落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空间，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吴文藻和费孝通主张，以一个村做研究中心来考察宗教的皈依以及其他种种社会联系，进而观察这种种社会关系如何互相影响、如何综合，以决定这社区的合作生活。从这研究中心循着亲属系统、经济往来、社会合作等路线，推广我们的研究范围到邻近村落以及市镇[1]。费孝通对“村落”的定位实际上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找到了一个相当合适的研究单位，对以后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导向作用。同时，对“村落”中“宗族”的研究被认为是村落研究的“戏眼”，拥有核心的地位。这取决于一种假设，即村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都是以“宗族”为主导而展开和进行的。“宗族”的存在和凝聚力成为乡土中国能够组成一种“社会”的核心理由。以“宗族”为核心编织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的图景，当然有它的充分依据，“宗族”在宋明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南方具有支配力的乡村社会组织，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宗族”也被理解为在地方社会中解决法律纠纷的最大单位[2]。问题在于，“宗族”理论之所以成立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之上的，即“宗族”的存在恰恰是与集权政治保持距离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在远离政治中心控制的情况下才有广泛生存的可能。因为“宗族”产生时，在基层社会中所具有的自治作用，恰恰是其远离正统统治模式后造成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宗族”的分布必然有其“区域性”的特征乃至限制，而不可能是均质的，好像中国的乡村社会到处无一例外地都被“宗族”所控制似的。既然“宗族”不可能在全部乡村社会中起绝对主导作用，那么，以“宗族”为核心的研究就有修正的必要。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核心词”是“庙宇”。“庙宇”进入社会史的视野，是因为受到了人类学“象征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仅仅从“村庄”和“宗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