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宏观影响(必威体育精装版版).doc

PAGE  PAGE 13 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宏观影响 乔治忠 —————————————————————————————————— 日本的古代史学，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下产生。日本接受中国史学的输入之后，与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古代历史学，并且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社会历史的进程。因此，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史学以及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宏观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国史学史、日本史学史的研究，更有助于对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做出突破性的探索。 一、中国传统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个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大问题 探讨史学起源的问题，首先应当思考史学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产生与持续发展，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这必须在中外史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允当的分析。史学在一个国家的存在，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是本土上原发性的产生，二是从外国、外族传播而来，植入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肌体。区别这两种情况，确认历史学并不是在每一个民族内都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纵观整个世界史学的发展，自上古起即形成了两大最具活力的史学体系，一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核心的东亚历史学，另一是以古希腊史学为起源的西方历史学。上古的中国和古希腊，都是史学原发性地产生、并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源头，将之与更早的文明古国却未能产生史学的古埃及加以比较，并且结合史学的本质特征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史学原发性产生的基本社会条件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比较完备的文字和可以运用的历法。文字能够使记忆的内容凝固下来，保持一定的面貌，避免口述往事那种不断流动、遗忘、添加渲染而无踪迹可以核查的状态。历法也是史学产生重要条件，没有确切时间的记载，记忆会散乱无章，毫无体系，终难成学。 第二，社会运行机制上产生了对于准确历史记忆的客观需要，或社会大变动、大事件引起系统性描述和记载的冲动，促使人们予以总结以及进行理性的思考。 第三，在追忆往事而渐次形成文字撰述的早期阶段，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造成较普遍的自觉记史意识与记事求真的强劲理念，历史学才能真正破土萌发，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上述三个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第一项文字、记时方法的掌握与第二项社会重大变动事件的出现，在上古的许多民族都能够具备，惟第三项属于一种社会意识，能否具备的或然性很大，倘若错过时机，只能等待外来史学文化的影响。古埃及是最早的文明古国，文字产生甚早，远超前于其他古国，但始终未能独立地产生中国与希腊那样的史学文化。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指出：“埃及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写历史的民族”，因此古埃及虽有丰富的史料，例如大量的铭文，但没有产生自己的史学。“埃及铭文的历史价值必须经常细心判断，因为诸法老往往把他们祖先的事迹，归到他们自己名下。他门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方法很简单，磨掉石柱或墙壁上已记载的事迹中那位英雄的名字，然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或者把别人的功绩记录抄刻在另一块石板或纪念物上，把过去完成那些功业的真正君主的名字改成他们自己的就行了”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6页。 。这种行为，是中国古代最荒唐的皇帝也不可能做出的，由此可见，古埃及几乎没有记事务求真实的观念，缺此意识，即无法原发性地产生本民族的史学。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西周初期，即产生对于历史反思的“殷鉴”意识，推动了历史文献的整理与保存。而史学正式产生的标志，是官方连续地记录其政权和社会所经历的事件，应是始于西周季年。中国准确的连续纪年的开端，为公元前841年，这一年西周政治上进入了特殊的“共和行政”时期。所谓“共和行政”，是“国人暴动”驱逐了西周厉王，朝政暂由共伯和执掌。据顾颉刚、徐中舒等史学家考索，共伯和实际就是颇具历史意识的卫武公，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第三十八“共和”条，中华书局，1963年，第203页；《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中华书局，1998年，第1005页。 无论这种考证是否确凿无疑，共伯和既然能够在国乱之时安定局势，执政14年之久，随后将政权平稳移交给周宣王，则其见识、眼光决非平庸之辈，他在执政之初就一定明瞭此共和行政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则有必要记录时政，以备将来查验，免遭谴责与祸患。因此可以推断：共和行政开始了按时间先后连续性的记载史事，从而也有了确切的纪年。 在先秦时期，历法率先在记日、记月上较有准的，纪年方法却很不完善，现存周代铜器铭文中所有的纪年，基本都是“维王”若干年的方式，但不能明确是哪一周王，因此，致使许多铜器制作年代的判断，成了聚讼纷纭的问题。很明显，这种纪年方法上的缺陷，只有通过连续性记事才可补救，从而形成准确的纪年。为什么中国古代准确的连续纪年始于“共和行政”？这只能是因为此时开始了官方的连续记录事务活动，这种记录史事的做法后来得以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