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doc

《红楼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摘要:《红楼梦》作为经典其来已久。本文从思想意蕴和叙事技巧层面， 揭示其现代性因子，进而探寻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小说在家族兴亡的颓废的内容中表现着以情为本的思想主题，从现实主义美学来看，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无论是曹雪芹想像的大观园， 还是有关“淫”的两层指涉，都指认了这一点。小说的说话圈套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说书叙事寻求真实的动机，凸现了革新的趋势，而小说的预叙之法则表明不断向古代传统寻找原动力的努力，体现着回归的倾向。启蒙与颓废的两重维度， 革新与回归的相异运动，都表现了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 关键词:《红楼梦》 现代性　启蒙与颓废　革新与继承 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讨，业已成为热烈的话题。尽管论者往往以“五四”为依归，将那时的新文学树立为现代文学的典范， 令人不免有独沽一味的感叹，但随着晚清现代性等说法的提出，此类探讨却也是众声喧哗。单以提出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王德威先生而言， 他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中，引领我们从晚清小说的蛛丝马迹中探寻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对我而言，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1] 实际上， 李欧梵等人曾有中国现代文学应向晚明追溯的说法。[2]诚然， 晚明小说中确有对个性解放的诉求，如《珍珠衫》中，明显的可见到自我实现的需要， 但那个崭新浪漫的自我并未受到知识和道德上的肯定。故此，笔者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应追溯至《红楼梦》。 一 自明朝中叶以来， 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中国文艺思想更多的具有了人的发现的特征。晚明以李贽为代表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呼唤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想体现出一定近代特征。在个性解放的主题下，汤显祖的“至情说”、冯梦龙的“情教说”等皆是以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的新情理观，是人的发现的重要一环，已然表现出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到了 康乾盛世，在各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人文思潮又在中国大地复苏。《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诗人袁枚，画家郑板桥，都表现出这种倾向；而哲学领域的戴震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则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这股人文主义思潮注重人的感性生命，肯定个性解放的诉求，具有一定的启蒙的价值。诚然，启蒙的原始理论图景如康德所言本是人勇敢运用理性的自觉性，“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4]理性的成熟恰是其标志之一。但以启蒙思潮为主导的理性主义在最初是以感性的觉醒为标志的，因为启蒙的根本使命在于对外在理性权威的解构，在新理性权威尚未长成的前提下， 感性生命的觉醒正是其首要责任。以启蒙主义的肇始阶段——文艺复兴而言，人文主义者倡言复兴古希腊文化，高扬人的意志和情感， 把人从神圣的天国拉回到世俗的人间，呼唤的恰是人的感性生命的觉醒， 而对感性生命的发现也正是艺术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正如特洛尔奇所言， 艺术的现代性“表现为对感性的重新发现和此岸感性的强化，恢复此 岸世界的感性品质的权力。”[5]由此看来， 感性生命的觉醒正是启蒙主义的必经阶段。在此意义上，中国“理性缺失的启蒙”，其发端可以上溯至晚明，彼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主情倾向体现了一定的启蒙意义， 如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至情论”以及冯梦龙的“情一元论”等，但是在中国的文艺创作、审美情趣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当属《红楼梦》。如王元化先生所言“以曹雪芹的小说等为代表的个性解放思潮已开‘五四’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的先声。”[6] 从现实主义美学而言， 设若我们承认小说是民族寓言，那么在康乾盛世之际，《红楼梦》的出现已预示了不祥的结局。盛世的外表所隐藏着的社会溃疡和价值观念的潜滋暗运，在曹氏的笔下得到精彩的形象展现。在《红楼梦》中，曹氏不仅将被压抑的情感推至极致，而且亦书写了封建大家庭的虚伪及其病态并最终走向腐败与解体，从而表现颓废 这种面向。颓废是指一个过熟文明的腐败与解体，以及其腐败与解体过程中的虚伪甚至病态，表征为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怀疑和反思。在《红楼梦》中，对情的书写恰是对康、乾重建正统的知识、信仰体系的一种回应甚至反讽，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而此种对情的追求却伴随着身体、家国的最终衰败。由此，小说反讽性地批判了封建末世对情的压制和 践踏，正面高扬以情为本的主题。所以，在《红楼梦》中，颓废与启蒙是以情感为核心轴线的两重面向，曹雪芹想象的大观园和有关“淫”的两层指涉都指认了这一点。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想像中，“园” 本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象。无论是司马相如笔下的上林园，抑或是陶渊明纸上的桃花源，这些想像的花园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都被赋予了伦理的旨意，担当了道德的重任，而非“堕落”成为欲望的场地。如浦安迪所言，文学作品中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