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汉字化与书法艺术.doc

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 吕兴玉 经管学院 （101407010） 　　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有着深刻而内在的联系。汉字是书法艺术的符号载体，书法是汉字的审美艺术化。在我看来，传统书法文化价值在现代性中不仅没有消失，相反经过文化转型和重新定位已经有了坚实的现代文化地基：当今世界，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东西方“邻居”间互不了解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文化无国界，华夏文化艺术将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法文化将寓清新刚健的人生意识和个性自由于现代性阳刚之美中，将现代人独特的审美风范和审美趣味融注在自由充沛的自我中，以强化了的主体意识去领略汉字书法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潇洒美。 一、汉字存在论：由神性到诗性的存在 　　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根本存在特征在于其汉字（方块字）、单音节、多声调。汉字不仅是汉语的书写符号世界，更是汉语文化的诗性本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字的诗意命名奥秘隐含着东方文化的多元神秘性和历史象征性。 　　汉字的长寿使人们总是不经意地要对其进行考古学式的发掘。一般而论，汉字的历史有很多种说法：一是认为，获得学界共识的文字是安阳发现的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公元前1200），而其形成的时代可以上推到4500年左右。二是认为距今约6000年仰韶文化出土的刻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公元前4500—公元前2500）。三是认为具有8000年的历史。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认为：“在距河南舞阳县城北22公里处的贾湖发现的安阳类型的甲骨文时期铭文，距今有7—8千年的历史。”当然这一说法，还需要学界达成共识。 　　世界五大文明发源中的其它四种文字，即埃及圣书、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印度梵文都先后退出社会舞台而进入历史博物馆，尽管梵文今天仍被学者所研究，但已不再可能像汉字这样在当代社会中长寿而广泛运用。汉字这“东方魔块”所具有的古老生命，打破了《圣经》中上帝变乱天下人言语而阻止建成“巴比伦塔”的“神话”，并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纪年的世纪转折点时，显示出日益强健的生命力。 　　汉字发展的命运充满了坎坷和悖论，是一个由“神”性到“王”性再到“罪”性的降解过程。 　　汉字的产生具有神性的光辉。《淮南子·本经》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仓颉这位新石器时代的文字创造者与规范者，以“四目”（不仅有肉体之目，而且具有心灵内视之目；不仅重文字的创造，而且重文字与视觉之象的血脉关系）仰视天地万象，而使其脱离历史的惯性与文字相联成一种永恒的“铭刻”和全新的“命名”。之所以有“天雨粟，鬼夜哭”之说，恐怕与先民震慑于无与伦比的文字创造所闪烁出来的物质与精神、当下与永恒的神奇融合（天人合一）的神秘紧密相关。所以，文字的产生使“造化不能藏其秘”，“灵怪不能遁其形”，一切都因神秘的文字而彰显，一切都因文字的创造而锲进永恒的历史缝隙。 　　文字进人大一统的中国，就受到王权思想的支配。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称之为“话语/权利”（discourse/power）的整合。无论焚书的秦始皇，还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无论是今古文经学之争，还是历代“文字狱”，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文字在王权等级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文字的权力，使得“立言”终于同“立功”、“立德”一起，成为超越时间空间、挣脱历史的羁绊和凡俗处境的“三不朽”。只有文字可以为瞬间飘忽的思想铸造不朽的铭词，同样，也只有文字才会引来思想的罪名并招致杀身之祸。 　　随着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在20世纪中国不断高涨。于是，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按，即汉字）为谐声（按，即拼音文字）”（谭嗣同《仁学》），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蔡元培《汉字改革说》、《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1922年8月）。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本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1923年1月），因而要“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 　　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陈独秀语，转引自《诗探索》1996年第2期第11页）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鲁迅《关于新文字》，1934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而结论似乎是汉字已经过时，必须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于是，汉字从神性、王性的高峰坠入以汉字为罪恶、为落后的文化心态中。汉字改革在半殖民地或后殖民主义语域中沉重地开始了，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人因汉字难以输入电脑而判定汉字与电子信息时代无缘。孰料事实恰与此论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