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docVIP

PAGE  PAGE 6 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 　　走西口这一历史移民大潮，穿越了数百年的光阴，成为文明的印记。朝廷对蒙古地区的态度从封禁到开放，让许多人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于是，那么多怀揣梦想的山西人、陕西人和河北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西去的淘金路上，其间的辛劳和酸楚，被寄托在一路孤独吟唱中的复杂感情，造就了一种悲切的西口民歌，传唱不衰…… 　　从踏出走西口的第一步开始，就注定了一段艰辛而坎坷的征程。 　　在那个交通基本靠步行的年代，作为走西口主力军的贫苦大众，只能无奈而又坚定地选择风餐露宿，面对旅途中的重重险境，往往只能听天由命。荒凉、辽远的大漠不见人烟，一成不变的环境很容易让人失去方向感，若遇上风沙，还有被活埋的危险；恶劣的天气，对生活本就没有着落的人来说，无疑更是严苛的生存考验，但酷暑也罢，严寒也罢，面对风霜雨雪，他们只能咬紧牙关，默默祈祷；而更危险的，就是军阀土匪和豺狼野兽，随时可能让汉子们人财两空，曝尸荒野…… 　　据说那时走西口的人，都会在启程前就给自己烧“离门纸”，表示一旦出了门，生死祸福便全由不得自己…… 　　春去秋归“雁行客”持续数百年的移民大潮 　　早年，明、清两朝对蒙古地区防范较严，甚至长期采取封禁政策，防止百姓逾越。统治者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把蒙民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加强统治，另一方面又禁止汉人到口外垦殖，对私自“出口”的汉人和招募汉民的蒙古地方官员给以严厉的惩处。清顺治年间，长城以北50里宽、东西约2000里长的地带被朝廷划为“禁地”，俗称“黑界地”，朝廷还明确规定：汉族农民不得逾越长城，进入鄂尔多斯牧地；而鄂尔多斯牧民也不能进入这块禁地，更不能越过长城进入汉人聚居的内地。 　　后来，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日渐巩固，朝廷对蒙古地区的防范逐渐松懈，汉人进入蒙古草原的行为逐渐增加。最先通过“正当渠道”进入蒙古草原的汉人，是“绿营军”，他们主要来自明末农民起义军，后被清庭收编，作为地方治安部队。绿营军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就在营区开荒种地，逐渐招募一些汉人耕作。汉人中的一些穷苦百姓，就是这样开始逐步进入蒙古草原的。 　　到了康熙年间，蒙古地区社会趋于稳定，牧区水草丰盛，牲口肥壮，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其他各种商品相对缺乏，单凭畜牧业并不能直接改变蒙古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很难抗衡灾荒年份缺少粮食的打击，人们逐渐意识到开垦土地、种植庄稼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灾荒不断，加上八旗贵族在华北地区实行“圈地令”，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在这样的背景下，口外大片未开垦的土地无疑对口内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只是碍于朝廷禁令，大批难民只能遥望口外的土地，只有少部分胆大者铤而走险，偷偷越过关口。 　　一直到康熙末年，朝廷终于批准了鄂尔多斯贝勒松普“招募内地人合伙种地”的请求，允许在原勘定50里宽的“黑界地”内，划出20～30里宽的“白界地”作为垦殖界限，允许招募汉人耕种。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开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走西口的“序章”。不过出于政治考虑，清政府对走西口的民众仍有限制，而且设立了相当严格的盘查关卡，所以在这段时间，走西口的人大多是季节性出边，他们春出秋回，被称为“雁行客”。 　　此后，移民大潮愈演愈烈。到了雍正时期，朝廷实行“借地养民”政策，允许内地灾民前往口外蒙古地区开垦谋生；乾隆年间再次重申：“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阻拦，即刻出发”，于是，不少“雁行客”逐渐定居口外；嘉庆年间，走西口进入高潮，汉人在口外地区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到19世纪末，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实行全面放垦的政策，此时“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从此，走西口再也不受阻止和干涉了，及至民国时期，走西口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时至今日都还有人陆续走西口，直到1956年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人人有地可种，有活可干，大规模的走西口活动才逐渐停息。 　　风雨飘摇的艰辛旅程“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 　　翻开历史，我们很容易找到许多关于走西口路上的艰辛故事。可以想见，有多少怀揣梦想的山西人、陕西人和河北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西去的淘金路上，当时的交通那样落后，邮传那般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徒留给后人一声声长叹。 　　去口外谋生的人，大多是穷苦农民，他们根本无力购置行装，往往是单身一人，肩挑一根扁担，一头捆扎着简单的铺盖，一头捆扎干粮。这根扁担不仅用于挑行李，还可当做武器，用来对付饿狼和野狗，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还可以成为安营扎寨必备的“房梁”；铺盖简单到了极点，有的是一条破被，有的是一条旧毡，还有的只是一件满是补丁和破洞的大皮袄，白天当衣服，晚上当铺盖；所带的干粮也很简单，生的小米，熟的糠炒面，大多数人整天食不果腹，饥寒交迫…… 　　蒙古民族习惯了逐水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