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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时代的背负，回归人性的纠葛 ——评2012版电影《安娜·卡列尼娜》的改编 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邓磊 【摘 要】 本文从美国电影理论家瓦格纳的改编三模式入手，论述乔怀特2012版电影《安娜·卡列尼娜》的利弊得失。并从乔怀特的舞台剧表现形式的变革，去背景的内容选择，完成了颠覆性的人物刻画。 【关键词】 电影改编三模式 “移植式” “注释式” “近似式” 人格结构三层次 “自我” “本我” “超我” 翻拍经典文学作品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经典往往很难被超越，《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是影史上被改编次数最多的名著之一，乔·怀特，这位因成功翻拍《傲慢与偏见》成名的英国导演，于2012年9月4日晚，带着新版《安娜·卡列尼娜》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举行了首映，但从随后的院线票房以及各种影评来看，似乎与人们的预期大相径庭。 为此，笔者重新研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原著，期望对2012版《安娜·卡列尼娜》的改编艺术进行解读。 一、舞台剧的表现形式 关于2012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各方褒贬不一，有评论说：“电影在形式上非常具有创新性与超前性，但是原著的社会批判性与文化反思性却大打折扣，难免给人形式大于内容的感觉。” 文学经典历经持久的阅读考验，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相较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而言，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更易招致“篡改原著”的批评。最初可以说，电影完全处于重属的地位，“成功”的改编作品，必须严格地忠实于原著。而乔怀特正是凭借改编英国经典名作《傲慢与偏见》在年轻导演中脱颖而出的。事实上，文学改编电影始终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忠于原著？忠于原著的什么？之后才是能否超越原著。而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学术界也始终争论不休，评论界更是莫衷一是。 关于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方式，美国电影理论家杰·瓦格纳曾提出过三种：第一种是“移植式”，即几乎不做任何明显的改动，通过再现的方式将小说照搬到银幕上；第二种是“注释式”，影片对原作虽有改动，但总体上只是“加了许多电影化的注释”；第三种是“近似式”，影片脱胎于小说，但从叙事角度到主题内涵都有可能自成一体，是“另一部艺术作品”…… 托尔斯泰的原著《安娜·卡列宁娜》被称为俄国的社会百科全书，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描绘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广阔的社会生活及其矛盾，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而苦苦思索。 必须承认，乔·怀特是个聪明的导演，他避开厚重的俄式叙事和俄国气韵这两座大山，而将一部文学名著以舞台戏剧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新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大胆尝试戏剧化舞台式拍摄风格，将影片中传奇的爱情故事放置在一个美丽而衰败的俄罗斯剧院中呈现，它不仅延续了经典的爱情主题，记述安娜为爱痴狂的心路历程，还推陈出新地加强了列文的平行故事。我们跟随列文的脚步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安娜的旅途则在剧院中进行。 这样的改编也许源自2012版《安娜·卡列尼娜》的编剧汤姆·斯托帕德。作为英国最具声望的剧作家之一，已经75岁高龄的汤姆·斯托帕德曾是英国戏剧最高奖项劳伦斯·奥利弗奖和百老汇最高戏剧奖托尼奖的双料得主，长期从事舞台剧创作，写电影剧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和以前的思路完全不同，就像用左手写作，有点不习惯。但是正如人们所见，斯托帕德的文学剧本为影片打造了故事框架，以英国人引以为傲的“舞台”家底带来全新的风格。 而这也正是2012版《安娜卡列尼娜》被诟病所在。 批评者认为：“剑走偏锋地把老故事拍出新意固然讨人欢喜……炫目的表面没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没能体现“托尔斯泰笔下的灵韵”。认为乔·怀特“玩了一场为形式而形式的把戏”，“用别出心裁的形式战胜了人们的阅读记忆和审美习惯”。 而喜欢这部片子的人认为“影片一开始，导演就将观众视作剧院里的观众，所以在观影中会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画面在虚实之间自由转换，将安娜与沃伦斯基之间澎湃的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舞台和现实时空交错的方式结构全片，是乔·怀特对电影世界的贡献，也是他对作品的深度解读。“我希望更明确地表现整个小说的精华部分。”——怀特如是说。他阅读原著和资料特别是关于19世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书。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菲戈斯的《娜塔莎之舞：俄国文化史》给了他很大的启示。 这本书描绘的俄罗斯社会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社会属同一时期，“当时的俄罗斯社会，每个人的生活就像是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这个观点是比较接近托尔斯泰的本意的，在托尔斯泰的原著小说有两条叙事线索并行，一条是安娜追求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