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三篇)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三篇).doc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三篇).txt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　第一篇 中国当代文学岂止“60年”？ 　　因为今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之年，举国上下都用“60年”说事。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也不例外，纷纷做起了“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文章，于是为之做各种评价、定位的论说有之，甚而至之的，还有胆大而创意者，推出了“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盛世狂想浪漫曲。 　　为什么对于这些批评家们，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定位”如此重要、如此迫切呢？用福山的话说，难道他们是在“历史终结”之前抢救“历史”吗？实际上，他们的本意并非立足于历史，而是着眼于当下，着眼于“中国当代XX60年”这个最当下的意识形态主题。他们的“历史感”是如此“当下”的，他们不过是不失时机地在“中国当代XX60年”这个总??程中，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定位中国当代文学60年”）作为一个具有“长城事业”意义的意识形态工程来进行。他们把动态的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设计为一个自己应当在预定的当前完成的工程，从而“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然而，对这个工程的设想和预期又给予他们难以承受之重，在他们的内心激发了难以释放的“历史焦虑”。在新近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就听到了两位颇有影响的当代文学研究家表达“中国自己的学者”叙事当代文学的“历史焦虑”。这“历史焦虑”从何而来？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他们为当代修史的意识形态工程行为将仍然在运动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提前“历史化”了。中国古有“当朝不修史”的传统，因为“当朝”是“现实”，而非历史。对当代文学的提前历史化，实际上是人尚未亡，不仅急着盖棺，而且急着定论，正是这种超前的意识形态工程使这些当代文学批评家们沦陷于他们自己所谓的“无可定位”的学术困境和心理焦虑。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当代XX60年”是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而非文学史概念。中国当代文学的运动历程是不能纳入这个概念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是人为地斩断历史的话，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是“1942”，而不是“1949”。如果以“1949”为起点，那么赵树理、孙梨和路翎们的写作就要放到自由主义的“现代文学”那里去了，然而，他们的作品却是当代文学发端时期最纯正的作品，是1949以后17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原型。同时，“2009”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备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个“终点”或“拐点”的意义，2009与2008或将来的2010，没有任何不同的文学表现（如果我们不以某些批评家习惯于为数年来沉寂平淡的当代文坛造势立说为怪的话）。“2009”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这个政治意义外，不具备任何独特的文化意义。 　　伴随着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意识形态工程意识的，是其在方法上的“去西方化”思潮。这种思潮的代表性表达，就是晚近从西方归来的学者甘阳今年在一个访谈中提出的“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论调。姑且不论这是20世纪之初中西碰撞开始时就出现的旧调重谈，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20世纪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去厘定“中国的方式”？而且，“中国当代文学”就只是“中国的”吗？用“中国的方式”，尚且不能解析鲁迅那一代人，更何况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当代女作家刘索拉有一部小说，题为《剩下的都属于你》。对于一位当代文学批评家，剔除了“西方”，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那些曾是以“某某手法”、“某某叙事”和“后某某”而成名的“后新时期写作”还剩下什么？据说剔除了“西方”，当代中国文学的“经验”就会向我们“昭示”：当下是“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时代。这些乞求“中国的方式”的批评家们，就是要让它在此显灵吗？ 　　回顾当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当代文学批评家群体曾是最具有批评勇气而且通过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积极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群体，然而，谁曾料到，现在这个群体最高涨的欲求是迫不及待地要将一个尚未结束的文学历程封冻在“中国当代XX60年”这个意识形态工程的“终结”计划中，而且还要为它树起一座“达到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墓碑。真正的文学当是时代精神的先驱，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当是这精神先驱的开发和鼓舞者。然而，现在，当代文学的某些主流批评家似乎于开发和鼓舞无事可做，只能借着“中国当代XX60年”的时势，以“文化主体性”为堂皇旗帜，绑架“西方”为口实，体面地做起造墓立碑的营生。当代文学在种种不堪之后，这实在是新一种的不堪！ 　　中国当代文学，自1942年以来，经历了近70年的历程，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历程并未终结而且将继续发展，那么，以之为学术事业的学者和批评家们，就不应当附和当下的（暂时的）意识形态需要，热衷于做“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应景工程，而是深入当代文学仍然在展开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学者和汉学家的跨文化对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