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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转向* 刘红旭 1,2 苗丽 2 （1.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2.西藏民族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 要：中国社会学自 1979 年恢复重建以来，延续了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经世济民的思想， 紧贴社会现实展开研究理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置身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场景， 社会学研究重批判轻建设，重验证轻理论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队伍结构混乱的现状，既不利 于学科的合法性获得，更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应该抱持美好社会 的学术理想，有意识促成三个转向：暴戾批判到批判性建设的立场转向，消极研究到积极 干预的策略转向，亦步亦趋到独立自主的话语转向。 关键词：立场转向 策略转向 话语转向 社会学是一门探究社会秩序的经世致用之学，发轫于 19 世纪初叶，从其诞生之日就 强烈关注社会问题，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延续学科价值，在 西方国家被誉为“社会医学”。作为一门完全从国外引入的学科，社会学是先贤藉以改造 社会的工具，经世济民便成为中国社会学最为鲜明的特色。严复先生对社会学冠以《群学 肄言》，即寄希望于借助于科学的法则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探究社会的功能，提出治理社 会问题的方法；燕京学派的吴文藻、费孝通从社区研究做起，从解剖麻雀中透视整个中国 社会——差序格局关系中的乡土中国；梁漱溟、晏阳初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从农村改革推 动工业化；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李达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立足中国土壤，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诠释了社会学的另一个面向。社会学恢复重建的 30 多 年里，中国社会学人兢兢业业的学术探索之路，延续了先辈的旨趣，展示了自身的智慧， 但也出现了偏颇，需要引发我们反思。 一、立场转向：暴戾的批判到批判性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严密关切中国改革试验场域中发生的一切，“不仅固 守住了自己的??统阵地，而且还深入到国家和市场的核心区域，努力到市场中去看经济学 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到政府中去看政治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到法院中去看法学家所看不 到的东西”，[1]利用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社会学经验性、现实性的学科品质再一次彰显。一方面，中国社会学者 *本文系西藏民族学院 2010 年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实践-反思型教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阶段性 成果。西藏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实践与反思: 西藏大学生社会的认知能力培育” 阶段性成果。 1 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与流动等领域卓有成效的研究成 果，丰富了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建立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机制，形成了中国本土的社 会转型中层理论系列，为党和政府社会建设执政方针的提出奠定了学理基础。另一方面， 以改版的《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为标志，社会学研究的规范性增强，研究水平在国内 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其他学科的肯定。[2]尤其是在高校扩招的大潮中，社会学高 层次人才培养始终以质量为本，培养的一批优秀青年学者正逐渐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 上，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生力军。无论是频频见于媒体的社会学话语显现的社会学概念 生活化，各地大学学术报告讲坛上社会学家的身影，还是政府决策中社会学因素的考量， 中国社会学以其鲜活的色彩感染了经济增长追逐中疲惫的国家和个人，把他们引向生活世 界的回归。 但与此同时，以批判现实问题为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占据了该学科的主要阵地，而 且成为人们对社会学学科特质唯一的认知。虽然在中国全面推动社会建设的当下，有学者 提出中国社会学应该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学科理念，[3]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 社会学规范发展。然而，仅仅流于对社会问题的犀利话语和面对亟需解决的诸多社会问题 束手无策的尴尬，成为中国社会学令人沮丧的现实写照。在网络成为我们社会一个不容忽 视的信息传播和情绪传导的情形下，是附和于大众媒介和舆论的谴责声浪，并以专家的姿 态自居，剖析声色兼备的媒体显微镜下积聚的社会问题，为弥漫的暴戾之气推波助澜，还 是冷静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