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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治协调的社会转型陷阱及其治理 余敏江余敏江，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公共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转型中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面临转型陷阱的严峻挑战。然而，中国社会转型陷阱的治理表现出极大的惰性，主要源自三个方面：制度的累积效应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转型路径闭锁；行动者的认知局限造成社会转型中的“过渡性制度”定型化；现有的宏观政治社会环境引致社会转型的制度供给短缺。社会转型陷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化解逐渐增多的利益冲突为动力、以控制无效的“局部性改革”现象为要务、以体现公平正义价值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和完善。与此相适应，应积极稳妥地通过信息协调、利益协调和政治文化协调促成社会转型陷阱的有效治理。 [关键???] 社会转型陷阱；政治协调；治理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肇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中国社会也逐渐进入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同一性社会走向差异性社会的“三重转型期”。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为避免社会秩序出现激烈震荡，理性地选择了可控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的顺序是由易到难，改革的策略是“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产生，又不断发生转换，以致很多艰难和结构性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沉积下来，由此导致改革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1]孙立平.走出转型陷阱[N].经济观察报,2012-02-27.? 社会转型陷阱问题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与社会溃败成为社会转型面临的现实风险，而应急性的政策或某一种制度安排，很难将其有效化解，因而有必要构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协调机制。基于政治协调的社会转型陷阱治理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最大限度放大和保障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 一、社会转型陷阱治理的制度困境 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已进入了深水区，改革遇到了许多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导致社会转型被锁定在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的路径之中。社会转型陷阱究竟如何治理？我们认为，制度是理解社会转型的关键。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的治理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失效、制度危机问题。[2]景维民、张慧君.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J].天津社会科学,2009(1). 因此，只有立足于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才能深刻体察社会转型陷阱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准确把握社会转型陷阱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为了增强理论的解释力，有必要从广义上来理解制度。广义制度是指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一切为人类行为提供意义框架和认知模板的结构都属于制度的范畴。作为一种意义系统，任何制度变迁均受制于积淀逻辑、认知逻辑和同构逻辑三种机制。 （一）积淀逻辑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主义强调历史环境和初始制度对制度变迁的制约，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一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3][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126. 制度变迁之所以有路径依赖性是因为任何制度变迁的规模和方向都不是随机的，而是受历史环境的影响，受初始条件的制约。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这种体制惯性规定了转型中国具有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合一”以及以政治工作为核心的“中心限定”之特色，政府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处于权威地位。这样，政府的角色就极其特别——它既是社会转型的促动者又是被改革者。作为社会转型的促动者，政府对改革认识的功利主义和经验的欠缺带来了制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易变性，二是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制度边界的模糊性。制度的易变性为经济社会中的各行为主体树立了不良预期。当制度有益于自身时，相关主体便将其用足用活。在制度安排不利于自身时，或消极抵抗，或竭力拖延，或加紧在新旧制度交替时期从旧政策中挖掘空间。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边界的模糊性，又给各相关主体利用其缝隙按照自身需要进行解释的机会，从而使制度软化甚至被扭曲。作为被改革者，政府难以主动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