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君山：我以我“血”荐轩辕——湖湘文化凭什么(《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公号).doc

我以我“血”荐轩辕 湖湘文化凭什么 欧阳君山 就湖南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最鲜明的表现恐怕还是血性！这首先表现在为保家卫国而敢于自我牺牲，在大局与大义面前，湖南人的心里没有小九九、手里没有小算盘；更表现在战争中，湖南人于疆场上敢于斗狠比勇，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湖南人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鲜红血性，是长期积淀的湖湘文化性格的自然爆发，属于“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隔代回响，亦堪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现代回响。一个人做到“认真”二字，庶几血性矣！ ——题记 伟大的胜利 公元2015年9月3日，一个值得中华民族注目顶礼的日子！70年前的9月2日，曾叫嚣“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的日本帝国不得不俯首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人民赢得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自豪地表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日寇在湖南败走 毫无疑问，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之全民抗战的成果。但如果论地域，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这就是湖南！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侵华日寇在湖南芷江乞请投降，所谓“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中国战区当时划分为15个受降区，受降点不仅有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也包括其他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典型如洛阳、上海和广州，为什么受降点最后被定在偏居湖南西隅的芷江呢？不简单因为芷江空中交通便利，有仅次于昆明空军基地的“盟军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原因更在于芷江一带是日寇的伤心麦城。为打通从华中到到华西南的交通，确保顺利对接东南亚，日寇于1945年4月发动攻占芷江空军基地的大会战，史称“芷江会战”，亦称“湘西会战”或“雪峰山会战”。这是中日之间最后一次硬碰硬的对抗，不仅双方精锐尽出，而且激烈厮杀近两月之久，最终以10万日寇兵败如山倒的惨败收场——据称是日本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的日寇完败，有90多面日寇军旗被夺——中国方面士气大振， HYPERLINK /view/1054310.htm \t /_blank 正面战场开始由防御转入反攻，吹响了打扫抗日战场的号角。 芷江受降只是一个缩影，一定意义上，日寇的败局早已经被湖南注定，堪称“烽火八年起卢沟，旭旗四碎落湖湘”。有一个说法称抗日战争“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胜利在湖南”，这并非夸张，而就是事实。1938年10月23日，日寇占领湖南南面的中心城市广州；1938年10月25日,也就是两天后，日寇占领湖南北面的中心城市武汉，对湖南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部署的兵力据称占到侵华日寇总兵力的35%，气势如虹。史料更显示，抗日战争中，中日投入2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会战超过20次，多是日寇长趋直入，但湖南境内的6次大会战不仅大挫日寇锋芒，而且扭转战局乾坤，中国四胜一平一负，歼灭的日寇数量超过20万，占到大会战歼灭日寇总人数的一半，日寇并有中将2人、少将5人葬身于湖南。 血性意味着自我牺牲 为什么抗日战争会“相持在湖南，反攻在湖南，胜利在湖南”呢？有日本自身的因素，最明显的，当日寇进犯湖南时，他们在整个中国的战线已经非常之长，自然趋于相持之势。也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最明显的，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这是蒋中正翘首以待的。还可能存在别的原因，比如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战术部署。但有一个因素绝对不能忽视，而且应该说举足轻重，这就是湖南人的精神，不太可能是某种一时的精神，因为一时的精神“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不会具有长远效应，也不会形成集体特征，更不会导致集体行动；而应该是某种相当稳定的精神——毋宁说就是湖湘文化，因为文化是精神生活长期沉淀乃至历史演进的结果，湖湘文化一方面沉淀了湖南人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更熏陶、涵育甚至决定了湖南人的精神风貌。那湖南人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什么样精神呢？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并多姿多彩，但就湖南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最鲜明的表现恐怕还是血性！什么是血性？面对挥向维新者的屠刀，原本也可以东游他乡的湖南志士谭嗣同毅然舍生取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就是典型的血性，直接用一个人的生命对赌一个国家的前途！血性首先需要正直刚强，这一点没什么疑问，但正如俗语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