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 行走在时代的风云中.doc

PAGE  PAGE 10 陈建功 行走在时代的风云中 　　跟进时代的紧迫感，直面文学前进步履的坦诚和他洒脱无累的生活态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1966年，他成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一手拿钻一手拿笔，在煤矿一干就是10个年头，并曾被打成“反革命嫌疑”。 　　1977年，中国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在知青当中流传开来，他在母亲“伟大的叨唠”中拿出了自己保存多年的课本，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坚持准备，终于如愿走进北大校园。 　　1982年，他开始了专业创作，并以《丹凤眼》一炮打响，为文坛瞩目。 　　1995年，他步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最终成为领导班子中的一员。 　　………… 　　所有的这些“他”，相关的影子重叠在同一个人的身上――陈建功。 　　尽管曾在中国作协的不同活动或会议上多次见过陈建功，但并不真正了解他的传奇人生，并没有机会感悟他的内心世界，更没有条件品读他的思想与成功要诀。作为记者，我幸运，终于零距离地走近了这位精神矍铄、态度亲切、心境淡泊、见解独到、思想深邃的著名作家。 　　母亲“怂恿”出的《日出》和《欢歌》 　　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要求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贺词。陈建功笑了，写贺词？小儿科！于是，就把贺词写成了贺诗，结果被斥为“偷懒”而蒙羞。怏怏不乐地回到家，母亲见到儿子一脸的不快，细一问，哈哈大笑：“你高兴才是，你并没有错，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多少年后，陈建功一直感念当年母亲保护且“怂恿”了自己写作创新的胆量。 　　1964年，陈建功考高中，作文的考题是《我为什么考高中》。考试中，母亲当年“别出心裁，与众不同”的夸奖一直萦绕耳畔。于是，陈建功又别出心裁地把作文写成了一封给妈妈的信，用书信体切入了考题。当时在北大附中任教的母亲恰好参加北京市海淀区的阅卷，回来大赞一个孩子如何如何聪明，把作文写成了书信体，因此而获得加分奖励。考生的名字是密封的，作为母亲不知道她夸奖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更不知道儿子所为，源自小学时代所获得的“怂恿”。 　　考上了高中后，陈建功继续在人大附中就读。高一开学时，学校给新生们发一套《中学生作文选》。这套书按“高中”和“初中”分为两册，刊载了本校学生的优秀作文。陈建功高兴的是，一翻开“初中”册，只见自己在初中二年级时写的一篇《日出》有幸入选。当年作文本上歪歪扭扭的钢笔字，一下子变成了印刷体，能不兴奋吗？ 　　20年后，有一家杂志领异标新，策划刊载一些著名作家的“少作”。让陈建功惊诧的是，这家杂志居然从自己的老师那里找到了那本作文选且把《日出》刊登出来。重读自己14岁时的“稚嫩”之作，尽管心中铭记着前人“不悔少作”的教诲，陈建功说仍然难以掩饰深深的羞愧：“那篇《日出》写的，完全是虚构的一段经历。说的是我回到了家乡广西北海，在一个清晨来到海滩，登攀到气象观测塔上，观赏日出的情景。任何一个读过杨朔散文的人，都不难看出那是杨朔立意与结构的笨拙模仿。”今天，陈建功坦陈，当年的模仿写作是自己能成为今天的第一步台阶。诚然，少年人一次大胆的尝试，社会或学校一次认可和鼓励，有可能成全一个人的一生。于此，陈建功体会至深。 　　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年陈建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的学生。当时，高考取消了，陈建功和其他同学一样，纷纷到厂矿企业或农村工作、劳动。“那时，我父亲在人民大学教书，被打成‘特务嫌疑’，我就卷起铺盖，去了京西一个叫木城涧的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在那儿干了3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如果当时我没去煤矿的话，我也就下乡了。”于是，陈建功在这里整整当了10年的煤矿工人。 　　最底层的社会劳动让陈建功刻骨铭心：“一开始是打岩石，扛个风钻，打通通往煤层的道路。”在井下干活的时候，陈建功每天都是早上4点半起床，匆忙吃点东西就出发。“到井口要穿过一个山谷，冬天寒风凛冽，前一天下班脱下的衣服，因为又是水又是汗，已经冻成铁板了。我要把它掰开，把身上的棉袄扒光，光溜溜地穿上那件冻了一夜又潮又冰的衣服下井干活。8小时后再从井下出来。每天从准备到从井下出来的时间得十几个小时。”陈建功回忆说，那个时候还经常搞会战、献礼，天天顶着炮烟冲，得猫着腰，几乎是爬着进去，才能不被呛着。 　　在煤矿期间，一边挖煤，一边读书。“‘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我妈妈当年在北大附中图书馆工作，她把很多封存的书偷偷拿给我看。我们煤矿也有一个图书馆，当时正在清理所谓‘四旧’，把很多好书拿出去化纸浆，我就穿件棉大衣，去跟老头儿聊天，然后乘其不备，偷偷往棉大衣里藏书。那时候，看了不少书。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 　　当年，陈建功很茫然，惟一支撑的就是看书。“后来，从20世纪70年代有一些文艺刊物复刊了，开始发现有文艺作品发表了。我就想，先写写东西，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