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为什么应该收藏拓片.docVIP

PAGE  PAGE 6 陕西人为什么应该收藏拓片 　　收藏金石拓片，从全国范围来说，陕西人毋庸置疑有着最为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悠悠秦川，仿佛每一寸黄土都刻着一段惊世的历史，仿佛每一袭秋风都能卷起一则远古的传说。我们不知道，比女娲、伏羲的创世故事更加久远的华胥古国是否曾在这里存在过;也无法确定，统一了炎黄部落的轩辕黄帝是否曾在此地铸鼎分九州;更无法知晓，令“天雨粟，鬼夜哭”的仓颉造字是否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但是不可否认，周代八百年天下的辉煌从这里开始书写，强横的秦朝也自这里承担起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瑰丽汉唐的盛世风韵更是从这里散播四周诸国，因此，此地遗留的钟鼎尤其碑石的数量相当可观，以致有“关中碑版之富甲于天下”的说法。 　　能担当得起“甲天下”三字，自然要有着充足的底气。陕西的底气就在于，它坐拥金石碑刻数量之巨、质量之高、价值之重，在国内堪称首屈一指。在这里，古老王朝的气息依然在钟鼎碑林间鼓荡，奏响出一曲曲庙堂之音与乡野之风交织的庄严高妙而又活泼和谐的音律，令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不过，漫无目的地聆听多半会迷路，我们不妨从周代顺流而下。 西安碑林内景 　　凤鸣岐山，周朝始兴。取殷商而代之的周王室依然延续着甲骨刻辞的应用，不过，承载着周王朝礼乐与祭祀制度的青铜器越发成熟，以惊艳的姿态，在复杂的工艺、华丽的纹饰、丰富的铭文中描画着王朝的盛景。作为周室肇基之地，陕西出土了分布于周代各个时期的众多青铜重器，譬如昔日因周武王赐铜而铸的利簋，短短30余字的铭文不仅展现了端庄肃穆的周早期金文风貌，还记录了惊天动地的“武王伐纣”历史，令几千年间在官修正史与稗官野史中有着诸多版本与揣测的著名战争，终于得以揭开它险些在时间中消散的真实面目。 　　在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大盂鼎、墙盘、毛公鼎，以及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同样出土于陕西，含蓄凝练又不乏苍劲悠扬的大盂鼎铭文是西周金文繁盛期的代表作，刀锋之下散发出的是踌躇满志的王者气象;西周恭王时期的墙盘铭文以收放有度、规律严谨的字体，在恪守的金文法度中铺展开《诗经》般的文风;迄今出土商周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时期的文物，此时，酝酿着诸多社会矛盾的王朝业已被斜阳笼罩，然而青铜艺术与铭文书法经过远古鼎盛文化的洗礼却已发展到极致，这种极致顺理成章地集中于毛公鼎之上。令人击节赞叹的成熟大篆、古奥艰深的文训诰词，让毛公鼎自清末出土后迅速闻名于世。同为周宣王时期重器的虢季子白盘，其铭文则以另一种端方秀美、恬淡疏朗的书风，在保土安邦的宗旨下承担了推陈出新、承上启下的书法意义。更晚期的散氏盘铭文演变出了潇洒的意味，以摇曳错落的趣味与活泼自由的美感书写出成熟金文的多变魅力…… 《开成石经》始刻于文宗大和七年（834年）十二月开成二年（837年）完成。 　　这些青铜重器，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国之瑰宝，每一篇铭文都是金文书法的杰出之作。虽然除墙盘外，其他重器均已离开陕西，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但是它们诞生的文化根系依然深埋在这里。立足于陕西，俯仰之间承接的便是这样一种沉甸甸的文化。 东汉《曹全碑》 　　周代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只是，周平王东迁洛邑（洛阳）后，陕西便不再听到周王室的礼乐雅言，这里被东去的周王赐封给秦国，陕西的寸寸黄土自此开始滚过秦人开辟疆土的杀伐之音。有意思的是，能征善战、雄心勃勃的秦人，竟然将他们争霸的愿望凿刻在石头上，承载了这个奇特愿望的文字被后世称为《诅楚文》。《诅楚文》在北宋年间共发现了三块，其中的《告巫咸文》石刻据说出土于秦宗祝祭祀巫咸神之所在的凤翔（今属陕西）开元寺，后来相继被苏轼、欧阳修以及后世的诸多文人墨客赋诗、著录、考释。这块刻石佐证着秦楚之间一场计谋与兵戈较量，折射着秦国文字从金文向小篆转变的影子。 　　秦人的石刻并不全然充斥着狼烟，出土于初唐陈仓（今属陕西）的《石鼓文》就以古雅浩荡的措辞、体象卓然的书法，成为史诗般的珍贵遗存。《石鼓文》由10个刻着叙事诗的石鼓组成，记录了先秦某位国君的猎祭活动。其书体明丽圆秀，上承周之大篆，下启秦之小篆，堪称中国历代碑刻之宗。即使其诞生的时间难以考证，也并不妨碍它们得到自唐以来诸多书法名家的推崇、诗人的赞颂、学者的研究乃至帝王的珍视，而它们的拓片也早已达到一字万金的价位。只是，日益响亮的声名也令它们勾连着历史上的一次次灾难，铺成了它们曲折多舛的命运。历史的剥蚀带给它们累累的伤痕，千余年跌宕的经历让它们丢失了200余字，几经颠沛让它们早已离开故土陕西……所幸，它们在不同时代的“贵人”相助下，最终走到了今天，而安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则是它们颠沛流离的终结。如今，对于《石鼓文》的研究与著译还在继续，对于其书法的学习与追摹也在书家的笔下延伸，对其拓片的收藏同样在收藏界传承着，我想，这其中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陕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