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在石头上的岁月.docVIP

PAGE  PAGE 11 雕刻在石头上的岁月 　　七年前（2009年），在艺术史学者吕澎教授的倡议下，我开始着手写作《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这是一项艰辛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为中国古代石刻之树刻画出一道道清晰迷人的年轮。为了完成这个浩繁而激动人心的劳作，我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游石窟、攀摩崖、抚残碑、拓断碣，俨然成了一个艺术史考古学者。历经曲折与变幻，现在这部两百多万字的书终于付梓，我也终于可以回过头来梳理一下这部书的来龙去脉，算是对两千多个日夜的一种交代吧。 　　严峻、理想和愉悦 　　按照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表述，一切艺术的发展脉络，都可以简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严峻、理想和愉悦。在黑格尔看来，各种艺术类型，作为整体来看，会形成一种进化过程，即由象征型经过古典型，然后达到浪漫型的发展过程，每一门艺术都要经过开始、进展、完成和终结，经过抽苗、开花和枯谢。 　　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尤其是石刻艺术）的发展史，也同样可以用这三个大的段落来进行划分，其典型时代则为：秦汉（严峻）、隋唐（理想）、愉悦（明清）。 　　黑格尔认为，人类早期的艺术大多体现出严峻的风格特征：这种严峻的风格是美的较高度的抽象化，它依靠重大的题旨，大刀阔斧地表现出来，鄙视隽妙和秀美，让主题占统治地位，不肯在次要的细节上下功夫。因而，严峻的艺术，只满足于事物本身的巨大效果，在形体结构方面缺少细节上的变化。落实到中国石刻艺术方面，我们只要看看汉代霍去病墓前那些具有纪念碑意义的石刻作品，比如著名的马踏匈奴，就可以明白黑格尔对于严峻风格的描述，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在这幅作品中，无论是挺立的胜利者（骏马）还是蜷缩惊恐的失败者（匈奴），我们都看不到精细的细节刻画，代之而出的是一种不留斧凿痕迹的、浑然天成的点画与勾勒，于简洁概括中彰显出雄强朴茂的峻拔气势。 　　严峻时期的艺术，对简朴的追求达到了惊人的高度，由简朴而达成的刚健之美，常常令后来者叹为观止。在中国早期石刻艺术，甚至是在商周时代的石刻艺术中，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杰作。比如在商代晚期的妇好墓中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件被称为司辛石牛的石刻便是如此，虽然那件白色大理石刻体量并不大，却小中见著，给人以一种威武强悍的感觉：牛的造型为前肢跪地，后肢向前屈伏，短尾下垂，昂首露齿，并在写实的基础上，牛的身体上又遍饰充满想象力的兽纹和卷云纹饰，庄重肃穆之中平添几分神秘气象。 　　而理想时期的艺术所表现出来的纯美风格，介乎对事物只作扼要的表现和尽量呈现出愉悦因素的风格之间。黑格尔认为这是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所形成的美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种理想的风格称之为寓最高度的生动性于优美静穆的雄伟之中的风格，就像它在斐底阿斯和荷马的作品中所令人惊赞的那样。这种生动性在每一点都可以见出，无论是在形状上，曲折上，运动上和组成部分上，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和富于表情的，一切都是活泼和发挥效力的。从这种真正的生动性里，我们还可以感觉到一股秀美的气息周流于全部作品里。这种秀美是一种转身面向观众和听众的姿态，这是严峻的风格所没有的。美的自由的艺术在外在形式方面是漫不经心的，不让它显出任何思索、目的和意图，而在每一点表现和曲折上只显出整体的理念和灵魂。 　　唐代的石刻艺术，几乎可以说是对黑格尔所阐述的这种理想风格艺术的完美图解。无论是瑰丽奇伟的龙门石窟还是唐代十八帝陵石刻，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理想时期的艺术风格，纯正的古典主义风格：寓最高度的生动性于优美静穆的雄伟之中。艺术史家王子云在论述昭陵六骏时提出：六匹骏马的表现形式是三匹站立，三匹奔驰，都是体态矫健，雄劲圆肥，明显地刻画出唐代统治者所喜用的西域马的典型。如其中之一的“飒露紫”，是表现马在战阵上受了箭伤，由随将邱行恭为之拔出箭矢的顷刻。杰出的雕刻匠师在处理这一题材时，体会到马因拔出箭矢所感到的疼痛和紧张，表现出却步后退，但又不失为雄强的战马应有的骄矜气质，因而创造出这一生动卓越的形象。另一匹名马“拳毛?m”（腿部残损），表现出虽因在战阵中身受九箭，疲惫中正在走动，却仍然显得神态自若而具有刚毅之气。整个形体的比例合度，好像雕刻者是面对这匹名马雕出的。很显然，理想时代的艺术作品，对于传神写照的细节刻画和把握，在优美静穆之中所传达的强劲的生命律动，是严峻时代的艺术所不具备的。 　　由理想而至愉悦，几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黑格尔的判断是：理想的风格如果从秀美朝外在现象方面再前进一步，它就会转变为愉快的或取悦于人的风格，浪漫的风格。愉悦时期的作品，其细节是作为装饰、穿插和陪衬而放进作品中去的，实际上是在投合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愉悦的艺术由于更多的是考虑欣赏者或接受者的趣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会失去艺术家本人的风格与个性，从而呈现一种媚世甚至媚俗的倾向。黑格尔举例说：比如那些单独的小型造像，珍宝、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