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耐特承认理论中的“文化”.docVIP

PAGE  PAGE 13 霍耐特承认理论中的“文化”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话语体系中，“文化”已成为批判理论家们研究社会病理的关键词。第一代主笔霍克海默对“文化”的批判实则是对启蒙和理性进行反思的前奏，他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概念，源自对20世纪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反思；第二代领导哈贝马斯认为，民众创造的“大众文化”蕴含着独立精神，它不是承托主流意识的消极框架，而是反抗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性力量；第三代掌门霍耐特所谈论的“文化”则内嵌于承认理论中，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传统观点和习俗。它与“成就”的承认形式紧密相连，个体及其从属群体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依托于文化上的转型和更新，因而作为社会价值参考框架的“文化”，也自然在社会冲突的和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批判理论与“??化”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Honneth，1949―）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领导人，从2000年起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他提出“为承认而斗争（KampfumAnerkennung）”标志着批判理论第三代的崛起。批判理论从诞生之初就关注社会病理问题，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里运用“文化工业”概念，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揭示出“文化工业”在某种程度上填补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实则只是制造了一种虚假的满足并令人沉沦其中。阿多诺的《再论文化工业》更明确地指出，“文化工业”具有系统性、控制性以及标准化或伪个性化的特点。可以说，霍克海默、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主要源于对20世纪中期德国法西斯主义、美国资本主义的亲历和反思。 　　德语语境中的“文化”与“文明”经常在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康德（ImmanuelKant，1724―1840）就有一段著名的关于“文化”在道德上高出“文明”的论述：“我们通过艺术和科学被高度地文明化。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规范和礼貌方面，我们文明得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但要是以道德去衡量，我们还差的很远，因为道德这一观念是属于文化的；但我们对这一观念的使用却仅限于名誉和外在礼节中那些类似德性的东西，而这些只不过是文明而已。”[1]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penglers，1880―1936）认为“文化”与“文明”截然不同：“文化”是表达心灵的一种独立自足的现象，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创造性的精神动向；“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归宿。他一再强调，文明人不再拥有未来的文化，文明就是结束……是文化的终结。[2]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在“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对立意义上使用“文化”和“文明”，认为它们是个体存在到达顶峰所经历的两个环节。[3]洪堡认为，“文化”主要指科学与艺术，它不以追求实用为目的，具有精神性和创造性；“文明”只是各个民族外在的社会建树、风俗习惯。 　　综上可见，德语中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物质文明的要素，但由于固化的文明（社会规范、道德教条和物质成果）缺少了自由精神，而被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看成“文化”的对立面，所以对“文明”进行批判已经成了德国哲学的一个传统。 　　霍克海默继承了康德以来“文化”与“文明”两分的传统，并且将固化的“文明”的要素纳入了文化批判的视野，他的“大众文化”（Massenkultur）批判正是基于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和固化的文明这一双重结构而提出。霍克海默认为社会中那些与娱乐相关的文化商品，实际上是工业化的产物，是一种变质的需要，与具有创造性的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相背离。霍克海默对“文化”的批判最终落到对“启蒙”和“理性”的反思，认为“启蒙”当中渗透着极权主义思想，而当“理性”完全变为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Instrument），即工具理性时，就离非理性也不远了。 　　阿多诺的“文化”概念，建立在对康德以来的“文化”与“文明”截然对立的传统进行辩证否定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文化既具有追求本质和真理的“自律性（Autonomie）”，或也被称之为“个性（Persnlichkeit）”的一面，又明确指出“文化”与“管理（Verwaltung）”息息相关，具有物质性的、不自由的、社会化的一面。阿多诺在文章《文化与管理》中直接指出，“文化”具有“行政管理的目光（administrativenBlick）”，意欲将一切置于它的麾下。如果说，“文化工业”对大众的宰割，是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的管理机制所赐，那么，野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出现，则是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 　　批判理论的第二代掌门哈贝马斯，已经不在霍克海默所持的自由精神与物质文明对立的视野中去探讨文化问题，也不固守阿多诺对带有“管理的目光”的“文化”的批判立场。在他看来，生活世界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