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犯罪题材电影的责任意识.docVIP

PAGE  PAGE 8 韩国犯罪题材电影的责任意识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韩国犯罪题材影片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成为亚洲电影中的一朵奇葩。相对于一味追求悬疑气氛与暴力效果的好莱坞类型片，韩国犯罪题材影片以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凸显其深层的现实观照和人文诉求；“恨”情结与“身土不二”的精神是韩国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集中体现，也是韩国犯罪题材影片责任意识生长的土壤；“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反好莱坞经典叙事机制则彰显其“洋为‘韩’用”的开拓与创新。 　　[关键词]韩国电影；犯罪题材；责任意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韩国社会随着政治环境、文化政策及市场机制的不断民主化，整个电影市场开始崛起，犯罪题材影片也随之勃兴发展。前有《杀人回忆》《老男孩》《实尾岛》震惊国际影坛，后有《追击者》《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母亲》《恐怖直播》《熔炉》《素媛》等乘势跟进。它们直击社会问题，揭露韩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矛盾症结，关注边缘人生活，完美呈现残忍凶恶与善良纯洁在生命个体中的对立和共存。韩国犯罪题材电影以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审视病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以高度的人文精神表达一种绝望而悲情的人性挣扎，以反好莱坞经典叙事机制彰显其“洋为‘韩’用”的开拓与创新。 　　一、责任意识的表征：对社会生活的观照和反省 　　当自由之光逐渐照耀这个半岛空间时，韩国忠武路并没有遗忘曾经流淌过的血泪；当这个夹缝中求生存的民族敲响独裁统治的丧钟时，他们深入骨髓的危机感也没有削弱；当“汉江奇迹”张扬又含蓄地洗礼韩民族时，韩国电影开始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相对于一味追求悬疑气氛与暴力效果的好莱坞类型片，韩国犯罪题材影片呈现出更多的现实观照和人文诉求。 　　《杀人回忆》将矛头直指独裁统治时期黑暗阴冷的社会环境和冷漠无能的政府。莽撞、效率低下的警察，不寒而栗的犯罪手法，悬而不决的结局还原了韩国历史上著名的悬案：华城连环杀人案。在一个炎热聒噪的夏天，田野边惊现一具女尸。此后案件接连发生，小镇警察与汉城警员联手调查案件真相，却无果而终。此案引出了庞杂的社会背景，即罪恶的独裁政权统治。奉俊昊导演用其冷峻纪实的风格紧紧攫住观众，让观众自寻影片真谛：罪恶并非一人造成，灰暗的社会历史环境才是孕育和掩藏“恶之花”的罪魁祸首。 　　《素媛》《熔炉》将镜头直接对准儿童性侵案件，分别以安山市赵斗淳强奸案和光州聋哑障碍人学校真实事件为原型。强奸犯赵斗淳对8岁的小学女生以残忍手段实施性暴力，并造成其终身残疾。一审判决赵12年有期徒刑，后又因其醉酒而减轻处罚，社会公众都指责刑罚过于仁慈。此片上映后造成的社会舆论压力推动国会提高了对儿童性侵犯罪的量刑标准。《熔炉》中，新来的哑语美术老师仁浩意外目睹校长行贿警察，教导员毒打民秀，宿导溺罚妍斗。此后，仁浩与人权运动者力图揭开性暴力的黑幕，而事件最后并没有一个普世的大结局，“在众目睽睽下逍遥法外”的犯罪者欢歌乐舞，并大声欢呼：正义终将胜利！此片上映后引发剧烈反响，百万民众呼吁重审案件。电影上映后第37天，韩国国会通过新的性侵修正案，又称“熔炉法”，同时催生了《社会福祉事业法》，将社会福利机构纳入外部监督之中。 　　《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讲述了一个任劳任怨的女人在尊严被恣意践踏后疯狂复仇的故事。丈夫和族人非人的虐待她都可以默默承受，但随着女儿被丈夫侵犯，被摔死，好朋友对此事视而不见这一系列的打击后，金福南选择复仇。福南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文明人”的冷漠是酿成悲剧的导火索。血腥、乱伦、犯罪、色情元素充斥着整部影片，原始、扭曲的镜语讲述着“吃人的社会”和病态的人际关系。《我要复仇》《老男孩》《亲切的金子》作为朴赞郁导演的“复仇三部曲”，用极具戏剧张力和冷静客观的镜语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展现韩国社会边缘人物的辛酸复仇之路。他们失语的生存状态和沉重的情感积聚另类地书写着人性真善美。 　　无论是出于商业诉求还是具有作者电影倾向的犯罪悬疑片，都透露着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韩国电影具有批判现实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儒教“讽喻”“诗言志”“文为世用”等观念的影响。其中蕴含的责任意识凝聚着过往的历史和苦难，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机意识书写着内心深处的伤痕。艾金森曾写道：“看韩国电影就像在看着一种民族文化在和自己吵成一团，在这条路上每一天都在和污秽做斗争。恐怕现在再也没有一个有更剧烈冲突的、在拍有意义电影的国家了。”[1] 　　二、责任意识的土壤：“恨”情结与“身土不二” 　　提起韩国，就不得不提“恨”情结。韩国妇女神学家郑贤镜说：“我来自充满仇恨之灵的国度――韩国，恨是愤怒；恨是怨恨；恨是辛酸；恨是悲痛；恨是心灵破碎和为解放而斗争的原动力。”[2]这种“恨”情结不仅仅是韩国神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