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多重文化”带给我的创伤体验和反思.doc

/ 【心理分析】“多重文化”带给我的创伤体验和反思 文|Thomas Kirsch 作者简介 Thomas Kirsch 托马斯·科茨（Thomas?B?Kirsch），美国心理分析师，生于英国伦敦，其双亲跟随荣格在1930年代在苏黎士从事分析工作。曾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医学系、国家心理卫生学会顾问、荣格学会旧金山分会理事长、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理事长及副理事长。 本文是在众多政治和文化力量的背景下，对一系列创伤事件高度个人化的阐述。我的出生创伤发生在欧洲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那时希特勒和纳粹正成为欧洲大陆的统治力量。由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世界局面，当时也有是否应当把我生下来的疑问。我的肾细胞癌以及II型糖尿病的病史同样对我个人造成了创伤，并且让我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态度。 创伤是弗洛伊德神经症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最初构想的癔症理论中，他假定儿童受到了真实的身体引诱。只是到后来他才重构了他的理论，将真实的身体引诱改为了幻想的诱惑。荣格并没有将创伤归纳为他整体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我和一些第一代荣格分析师的长程分析中，创伤的问题很少被提及。事后回想起来，我发现创伤是我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分析中却从未对其如此描述过。撰写我的回忆录使我重新体验到了一些创伤经历，并且使我意识到这些经历实际上是多么地具有创伤性。 让我从我的出生开始讲起。我出生时由于胎位不正，是通过臀位分娩生下来的，也就是说我先露出来的是腿。在我出生的1936年，这意味着医生不得不进行胎儿内转，好让我的头先露出来。在转动子宫内胎儿的过程中，胎儿经常会遭到手臂骨折和臂丛神经受伤，这些创伤日后可以治好。这叫做厄尔布麻痹（erb?paralysis）。我出生的时候左臂骨折，但是没有神经受伤。在子宫外生活的最初几周，我的左臂上绑着石膏，我被告知我当时看起来像个警察。根据奥托·兰克的著作，这是真正的“出生创伤”。我的家人觉得我那骨折的胳膊“很可爱”，并且我那早期骨折过的胳膊未曾在身体上妨碍过我的活动。我一生都是左撇子。 我的第二次创伤经历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纳粹日夜不停地轰炸伦敦。我们全家人都睡在避难所里，对我而言，那意味着我在一张椅子上睡觉。在屋子里过夜是不安全的。那段经历对我产生了两个长期影响。一个是，在我抵达美国的好几个月后，我都害怕睡在床上，仍然继续只在椅子上睡觉。甚至到现在，当我坐在一个舒服的椅子上时，即使我不累，也还是很容易睡着。第二个长期影响是我对嘈杂噪音的反应，我会把手放在耳朵上去减少噪音。相比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对嘈杂噪音的反应好多了，但是我对突然产生的噪音还是很敏感。 当时我父母认为英格兰会被第三帝国（即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所侵占，因此在1940年10月获得了进入美国的许可。这意味着在德国潜水艇平均每个月击沉350,000吨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横渡北大西洋。我们每天都要演习使用救生艇，好在有鱼雷击中我们的船后逃生。 写回忆录时，我的编辑找来了我们当时所乘坐的船的照片。当我第一次见到照片上那艘船时，我泪如雨下，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了船的甲板和救生艇，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当时。所以，活过了对伦敦的闪电战空袭、还有横渡北大西洋，对我来说都是巨大创伤经历的一部分。当时渡海非常危险，而我们幸运地活了下来。尽管那时我只有四岁多，我仍能感觉到我们处在巨大的危险中。 现在我想描述一下过去三年来我所经历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给我带来的创伤。自我成人以来，直到2011年12月1日，我的健康都是相对良好的。我从二十多岁起背部就有长期的问题；我还患有痛风，但过去25年来一直都控制得很好。背部问题使我无法进行剧烈的体育运动，但多年下来情况已经逐渐好转。我尝试过很多整体性医疗的方法，包括中医治疗，这些方法改善了我的背部情况。 在2011年夏天的常规检查中，我的眼科医生诊断出我的左眼有静脉血栓，并建议我预约斯坦福眼科研究所，那里是专门治疗视网膜疾病的高端眼科中心。预约的时间安排在12月1日，从那天开始，我的健康成了一个经常需要担忧的问题。给我做检查的技术员脸上流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当然她不会告诉我她看到了什么。在我预约的那天，眼科专家有急诊因此没法见我了。晚上7点钟他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我的左眼动脉上有胆固醇栓子，这是一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从我的内部颈动脉上转移到眼动脉上的。 就像我的情况一样，这种病常常没有症状。但是它意味着血管下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而硬化的斑块分裂开来，并转移到了眼睛上。因为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主要通道，这种病不是一个好迹象。第二天的超声波检查结果发现，我两侧的颈动脉都已经完全阻塞了。我没有中风或死亡的唯一可能就是这种阻塞是逐渐形成的，以至于形成了非常活跃的侧支循环。没有迹象表明我曾有中风。荣格的理论中提到补偿，而这里就是一个我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