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茶馆》 .doc

解析《茶馆》 《茶馆》的主题真的是“葬送三个时代”吗？ 　　　本文的写作主旨是为了批驳有关《茶馆》主题的流行解释的谬误所在。同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所谓流行谬误指的是认为《茶馆》的主题是“葬送三个时代”这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葬送旧时代、迎接新时代。这是一种宏大叙事的解读方法，它简单地把《茶馆》看作同《龙须沟》、《春华秋实》、《西望长安》一样，是为了配合政治需要而写作的。可是事实是这样的吗？ 　　 老舍先生创作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茶馆》的三个时代背景分别是康梁等人的维新运动失败后的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军阀进行割据，时时发动内战的时候（约为1918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大兵在北平横行霸道的时候（约1948年）。在剧本里，这三幕是充满没落气息的三个时代，来来往往的主要是些旧时代的人物，整个作品的基调被涂抹上一层黯淡的灰色调。如果说它的主题是“葬送三个时代”，则作品中狂飚突进的革命英雄和所谓的“正面人物”的寥寥无几则显然使这种说法不太可靠，用那个时代流行的庸俗社会学的文艺批评标准来看，《茶馆》这部戏缺少“葬送”旧时代、开创新时代应有的革命者主体和荡漾的革命激情。 　　对于这个问题，当初周恩来总理曾敏锐地有所发觉。1963年7月7日，在看完重排的《茶馆》演出之后，周恩来总理曾对焦菊隐、夏淳和几位主要演员说，他认为《茶馆》的时代背景选取得不够典型，应该写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七年北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谈完这个意见之后，周恩来总理特别叮咛了一句：“不过，请先不要告诉老舍先生这个意见。要说，还是我自己跟他说，我恐怕别人代说，说不清楚，耽误事情。”[1] 　　应该说，周恩来作为《茶馆》的特殊读者是带着特定的期待心理去看戏的，他努力想从预设的革命宣传立场去寻找《茶馆》宣传革命活动合理性的情节，结果自然会发现与他的期待对不上号的地方。可贵的是，周总理没有像1958年7月10日点名批判《茶馆》的一位文化部副部长那样指责北京人艺和《茶馆》，[2]那次致命的点名批判使《茶馆》的第一轮公演偃旗息鼓。 　　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林连昆也回忆说，《茶馆》问世后，曾因有人批评其挽歌情调而停演。批评的借口是，一、这部戏没有见到党对群众的领导，二、小业主不能为戏剧主角，三、一代不如一代的满清贵族的没落的思想感情。[3] 　　不过，那些对任何艺术家、文学家都不抱虔诚尊重态度的时局中的积极表现者和狡猾投机者，尽管其评价作品的动机是为了迎合主流政治风向以捞取个人出头的机会，他们在批判《茶馆》时，倒是直接地道出了《茶馆》主题的部分真面目。1958年《茶馆》刚上演，在一片赞扬声中，就夹杂着颇多不懂艺术且别有用心的指责，从“怀旧”、“今不如昔”、“同情资本家”到“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无所不有。[4] 1963年《茶馆》复排的时候，那些单纯以“大写十三年”眼光看《茶馆》的人，也不满于《茶馆》里有太多感伤和凭吊的成分，他们说《茶馆》的色调是“怀旧”、“低沉”、“感伤”。[5]抛开这些人的动机不谈，他们对《茶馆》的某些直观感受如“怀旧”、“今不如昔”、“低沉”、“感伤”的判断倒是基本不错的。《茶馆》的主色调确实是如此，而革命的味道确实不浓也不彻底。 　　老舍先生对这些评论是怎么看的呢？尽管周恩来叮嘱人艺的工作人员不要告诉老舍先生他对《茶馆》的修改意见，但人艺的导演们后来还是向老舍先生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老舍听了只是微微一笑。如果老舍先生创作《茶馆》的本意已不再是简单的配合文艺政策宣传革命、歌颂新社会，那他就不必选择周恩来所说的那些最能代表革命运动发生的年代为剧作的时代背景。如果老舍先生创作《茶馆》的本意仍然是简单的配合文艺政策，想必他会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很快对《茶馆》各幕的时代背景作出修改。可是，我们知道，老舍坚持己见，没有作出修改。同样，有人认为《茶馆》缺乏描写革命斗争的“红线”，建议以康大力参加革命为主线结构剧本，老舍也婉言谢绝了：“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6] 　　追溯到《茶馆》的创作之初，对于仍然在这部戏里配合当前形势的要求，老舍说了一句“那就配合不上了”，[7]非常坚决地维护着在5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极难实现的作者的主体意识。 　　显然，老舍对《茶馆》是十分珍爱的，他心里明白如果按照自己本意写，《茶馆》会是一部不错的作品，于是决意往里面倾注自己久受压抑的个人情感，从而把《茶馆》和自己那些“较差的，还有极不象样子，写完即扔掉的”[8]剧本“划清界限”。 　　 维护旧说的人或许会反驳：连老舍本人不也赞同“葬送三个时代”这种说法吗？的确，老舍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中说过：“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