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非公募基金会.docVIP

PAGE  PAGE 8 “告别”非公募基金会 　　慈善法放开公募权，将促进公益行业内的相互竞争、优胜劣汰，未来非公募基金会是否会萎缩，还是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举办到第八年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China Private Foundation Forum）“不会”再有下一届了。 　　消失的不是载体，而是名称。今年9月生效的慈善法规定，今后成立满两年的基金会，即可申请向公众募捐的资格，而这一权利原本为公募基金会、各级慈善会、红十字会所独有。 　　“非公募基金会”的表述没有出现在新修订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这也宣告了这一类基金会在法律意义上的淡出。资深公益界人士、上述论坛的第一届轮值主席徐永光有些不舍，他设想，能否把“Private”（私有）转为“Public”（公开），从而保留下“CPFF”这个英文缩写名称。 　　闸门松开，公募权不再是“特权”，更公平的竞争将推动慈善公益组织优胜劣汰的进程。 　　对于中国目前拥有的3500余家非公募基金会来说，未来是否要从向企业或特定人群定向募捐，转为向公众募捐，取决于各家基金会自身意愿，一旦决定转型，它们将面临更多机会与挑战。 打破人为界限 　　由非公募转公募，三年前的刘正琛经历了一遭。他创立的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致力于白血病等重大疾病救助，最初脱胎于一个校园社团，2009年获得了非公募基金会的身份。 　　“找钱”的话题伴随着新阳光的一路发展。学生时代的刘正琛在校园内组织义卖、义演，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合作，成立专项基金。在获得非公募基金会的身份后，新阳光的主要资金来自企业资助。 　　刘正琛清楚，新阳光需要面向公众筹款，特别是能理解大病对人的影响的公众。普通人往往不甚了解白血病等癌症会给一个家庭带去怎样的影响，但患者的家人和朋友感同身受，也更认可公益机构的作用，“这些人隐藏在茫茫人海中，有了公募资格才能触及他们。” 　　2011年，新阳光和另外两家北京的非公募基金会向当地民政局提交申请，希望获得公募资质，但被“资金规模要超过1000万”等要求挡了回来。 　　再次准备后，2013年9月，??正琛接过了公募基金会的证书。与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类似，陆续还有一些民间基金会获得了公募基金会的身份，但仅仅是个例。 　　对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区分最初来自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前者能向社会公众公开募捐，审批更严格，也承担着更多的信息披露义务;后者主要由特定的群体出资发起，在小范围内定向筹款。 　　作出此种区分的理由则是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同时限制公募基金会的数量，防止募捐中出现不良竞争和不规范行为。 　　这种管理方式下，原有的公募基金会大多有官办背景，在人事管理、资源筹集、组织运作等方面带有很深的“行政化”烙印，公募权也随之染上垄断色彩。 　　根据《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数据，这一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为817亿人元民币，60%被红十字会、慈善会、事业单位等有官方背景的机构获得。 　　慈善组织行政化运作的弊端逐渐显现。一些民政部门也希望优秀的非公募基金能转为公募性质。同时，有些企业瞄准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捐赠，承接政府的项目，基金会、政府、企业三者由此形成利益三角。 　　刚生效的慈善法不再区分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规定新成立的基金会应当在发起人、理事会成员等特定对象范围内开展定向募捐;成立满两年后可以依法申请公开募捐资格。这意味着未来所有的慈善组织都有可能获得公开募捐资格。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之后，非公募基金会蓬勃生长，慈善法实施之后它们的处境则会变得难以预料。“未来非公募基金会是否会萎缩，还是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 转型？还是不转？ 　　获得公募资格，对各个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将是一次不小的改变，不仅在于财产来源的转变，更在于内部治理结构需要调整。 　　今年3月，一名法律专家提醒安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翔，“像你们这样需要筹款的非公募基金会，或许转公募更合适。” 　　除了安利公司每年的捐赠，安利公益基金会筹款的大部分来自营销伙伴，同时还和公募基金会合作成立了多个专项基金，间接公募，相对于其他企业基金会更接近公众。 　　让彭翔犹豫的是，《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还未出台，其中可能涉及基金会的理事会结构调整，转公募或需增加来自社会各界的理事，并超过三分之二，短期内让更多社会人士了解基金会、愿意承担理事责任恐有困难，当前也没有从企业基金会转为公募基金会的先例。 　　与之类似，在慈善法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在支出、信息披露等方面将受更严格的约束。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收入或前三年平均收入的70%，但过去的非公募基金会，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