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三十年.doc

PAGE  PAGE 32 一无所有三十年 　　直到今天，《一无所有》仍是中国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摇滚歌曲， 　　但鲜为人知的是，作者崔健以及中国摇滚音乐人在这30年间经历的迷茫、挫折以及探索。如今，摇滚乐依然不是大众的选择，但经历过这些的中国音乐工业不再一无所有。 　　 　　一首公有化的歌 　　2016年的万达年会，王健林照例登台演唱，除了《单恋一枝花》和《我的根在草原》这两首通俗曲目，让人意外地，他还唱了一首摇滚乐，崔健的《假行僧》。王健林模仿着崔健的台风，随着节奏边唱边跺着地板，这种全情投入和忘我演绎让很多网友感到惊诧，“首富有颗摇滚心”，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说。 　　对于崔健而言，从1986年《一无所有》诞生之后，这早已不是一件会让他感到惊讶的事，因为他知道，大家已经把这些歌当成自己的。坐在他的演唱会第一排的，很多都是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在创业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们在工厂里放着《一无所有》。1990年代的体操奥运冠军李东华在瑞士艰苦训练的5年里，听的也一直是崔健的那首《假行僧》。 　　 　　2016年8月25日，北京东三环附近一个老小区的剧场中，崔健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今年是《一无所有》问世30年，9月30日，他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演唱会。当有记者问起他对《一无所有》的看法时，崔健认为这首歌带给他非常多，“甚至有很多人说老崔这个歌就是借用老崔的手去写的，完了我自己也不想否认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把这首歌私有化了……听到这首歌，都已经想到自己的故事，或者想到了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状态。”他说。演唱会的场地由马岩松设计，这位生于1970年代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工作非常投入，却只收取很少的费用，崔健明白，马岩松和王健林对他的作品有着同样情结。 　　 　　和所有伟大的歌手一样，崔健创作出大量能够紧紧抓住民族情绪的歌曲。无论是《一块红布》《花房姑娘》，还是他最著名的那首《一无所有》，对于中国人而言，它们都具有巨大的共情能力。这种能力在今天仍没有消退。2012年12月，《人物》曾经跟随崔健和他的乐队去大连参加他的演唱会，演唱会结束后，记者听到一个乐手悄悄对另一个乐手说，演奏《一块红布》时他哭了。就在几天前，这位乐手还曾因为排练和较真的崔健发生不快，但在演唱会上，他与老崔和解了。崔健也知道乐队有时会对他的苛刻不满，但他明白是什么吸引着他们，“起码我们团队的人对这首歌的感情大于对我个人的感情”。 　　 　　崔健是一个从没上过春晚的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他的走红像个奇迹。自1993年，他为亚运会集资的全国巡回演唱会在珠海被迫叫停后，崔健便被拒绝在全国大型演出场馆外10年之久，他有12年没有登上过北京的重要演出场所。 　　“从来没有对摇滚歌手有过任何具体的禁令，但当你向当地政府申请演出时，他们都会一拖再拖，没有人愿意为这件隐含着危险的事情承担风险，一切变得遥遥无期。”早年经营过魔岩三杰的大陆经纪人牛佳伟说。 　　 　　但这些都没能让中国遗忘崔健，就像在一个突然开放的时代体会到绝对自由的强度，从此便终生难忘，“因为人们有更大的压抑，所以人们觉得这种自由可能更佳珍贵。”崔健在发布会上说，他的那些歌正是那样一个点爆者，“人们不会记得他们压抑有多大，会记住那个自由的瞬间。” 　　崔健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原名崔建军，他的父亲遗憾儿子没能在八一建军节那天出生，干脆把他的生日从8月2日改为8月1日。 　　 　　从14岁起，崔健就接受了严苛的小号训练。“当时在中国，人们很难理解小号是一种需要在肌肉放松时才能演奏出美妙乐曲的乐器，大部分中国的小号老师相信你必须先让嘴部肌肉变得发达才能吹得洪亮。”崔健乐队的前鼓手贝贝说，他与崔健成长在同一个文艺大院。“嘴部肌肉往往是一个非常难以锻炼到的部位，为了不断地刺激它，很多老师会用一根绳子把小号悬挂在你的面前，你不能用手去握，必须完全用唇部力量撑住小号吹奏出乐曲，这让音乐训练变得像一种体罚。” 　　1978年，崔健成为北京歌舞团小号乐手。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大部分行业停留在十几年前。中国官方的演奏乐器都是不插电的，摇滚、流行、爵士这些现代音乐领域一片空白。 　　 　　崔健所在的北京歌舞团按当时仅有的文艺形式将团员分为古典与民乐，“崔健负责古典弦乐的小号部分，但这并没有占用他的太多时间，因为他是第三小号，一般一场演出只需要一把小号，他不经常上场。”与他在同一个团的前定音鼓手周亚平说。 　　面对团员们的空余时间，周亚平很快想出了赚钱方法。他把目光放在大批因改革开放而来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与专家身上，与外交人员饭店这种专门为外国人提供住宿餐饮的机构接触，自组小乐队，为他们演奏日本、欧美电影里的歌曲。崔健因为能出色地用英文演唱《草帽歌》而被邀请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