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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4 其他综合收益、分析师预测与决策价值 　　摘 要：其他综合收益作为“脏盈余”的回收站，是否对信息使用者具有决策价值是困扰准则制定者的重要学术问题，从资本市场最专业的财务报表使用者――证券分析师视角出发，研究其他综合收益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检验分析师是否能够有效识别利用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有显著影响，即其他综合收益比重高的企业，分析师盈余误差的分歧越大；其他综合收益强制披露后分析师解读成本减低，盈余预测准确性得以提高。结论支持现阶段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在分析师利预测中的作用，间接证明其他综合收益的决策价值。关键词： 其他综合收益；分析师；盈余预测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063-07一、引言披露综合收益信息及其构成一直是20世纪会计届持续存在争议的话题之一。Paton and Littleton（1940） [1]最早提出将所有构成广义收入的因素在进入资产负债表前通过损益表中进行披露，包括非经常性和异常事项。之后FASB（1985）首次在概念框架的财务报告要素中定义了综合收益的概念（SFAC 6）：综合收益是指除业主资本投入和收回之外，企业在经营或其他事项中所有权益变动的结果。而对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定义则笼统采用了排除法，即综合收益中除净利润外的部分。虽然披露综合收益的呼声一直存在，但国际上真正要求在收益表中披露其他综合收益还只是近期现象。理论上披露综合收益的内在需求可以追溯到干净盈余（clean-surplus）理论，其认为当所有关于价值创造的综合收益信息得到披露时，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才能被准确定价[2，3]。综合收益信息有效识别并衡量了所有企业创造的价值活动，将价值创造活动和业主投资和分配活动区别开来，因此理论上综合收益相对于净利润能为定价提供更多信息。并且衍生出其他有益后果，例如明晰财务报表间的内在勾稽关系，帮助投资者和管理层重视所有有助于价值创造的活动[3]。其他综合收益是否具有信息含量？是否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决策判断，这是其他综合收益信息披露后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自2009年要求上市公司强制披露其他综合收益以来，实施时间已逾5年，在此期间有关其他综合收益披露效果和信息含量的研究很少且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李尚荣的研究发现，与美国、香港等地区相比，我国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低于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不具备价值相关性，认为我国会计环境的滞后直接影响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进一步运用[4]。但是王鑫的研究却发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得出综合收益总额具有比传统的净利润更高的价值相关性的结论[5]。因此，继续拓展研究报表使用者对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解读依旧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问题。本文以分析师的视角作为切入点，研究了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的影响，并检验了强制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准则前后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的变动。以2007～2014 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我国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在实际中运用效果提供经验证据。二、文献回顾现阶段国内外文献大多从股票回报率的角度检验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通过比较与净利润在定价、预测能力以及持续性特征上的差异来研究其他综合收益的信息增量。Ohlson（1995）提出的干净盈余（cleansurplus）观点在理论上为其他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奠定了基础。其认为综合收益信息有效识别并衡量了企业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并将价值创造活动和业主投资和分配活动区别开来[2]。因此相对于传统净利润指标，其他综合收益提供了额外关于企业价值的信息。自此涌现了大量关于其他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文献，但是从国内外研究结论来看，关于综合收益总额和具体项目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证据是矛盾、普遍较弱的。一方面，Chambers et al.（2007）分别对SFAS No. 130综合收益信息实际披露的前后阶段进行了研究，发现利用实际披露的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在解释股价的回报率中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使用自行构建的其他综合收益（asif reported）却没能在股价中得到体现[6]。其认为SFAS No. 130后披露其他综合收益信息提高了股票定价效率。Kanagaretnam et al.（2009）则进一步通过在美国上市的加大公司作为样本，同样以实际披露的综合收益信息证实了Chambers et al.（2001）的结论，并进一步发现了现金套期保值项目与股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6，7] 。我国学者王鑫（2013）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综合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发现综合收益总额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对股价和收益率的解释能力要强于净利润指标[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