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为了理解更多生活.docVIP

PAGE  PAGE 3 写作是为了理解更多生活 　　按原定计划，我本打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写一篇林妙可与杨沛宜的故事。她们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两个小女孩，一个穿着红裙子站在舞台中央，一个被安排在幕后默默演唱。8年过去了，小女孩都长成了少女。前者声名大噪，被认为是幸运儿，是小明星，同时也饱受争议，她的社交媒体甚至长期招惹着中伤和流言；后者――在她零星传出的新闻里，则以一种清新的形象安然成长着，有一对懂得保护她的父母，从而度过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更为健康的童年和青春期。 　　如果能写出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不好看的故事，它包含的具有吸引力的要素简直周全：有竞争，有矛盾，有对比，有落差，有今昔，更何况还有两个少女，和她们无疑不平静的成长。 　　我的记者生涯极少遭遇拒绝，当然会碰到第一时间迟疑的采访对象，但凭着友善界面，几乎都能说服对方。“我们可以先出来聊聊，然后你再决定接不接受采访。”我通常这么说，如果对方还坚持说“没什么可聊的”，那就直接用一个无厘头的问题打上去，听的人会愣一下，继而开始解释，一般这样我们就可以聊起来了。 　　但杨沛宜父亲温和而坚决地拒绝了我，并且是不留余地的。我抱着侥幸追问，沛宜现在对什么感兴趣，她将来完全不考虑往音乐等方面发展吗。这位父亲说，他当然觉得女儿未来拥有无数的可能性，但现在她需要过她的15岁暑假。 　　对林妙可的约访也失败了，在最后关头。一周前，我和林妙可母亲长聊了一次，但在约定好采访林妙可本人的前一晚，她母亲告诉我，不行，妙可突然说不愿意。所有和8年前有关的事情她都不愿再回忆，任何方式的重复都是伤害。 　　两个人之间要发生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共同的立足点。采访能够发生的立足点在于被采访者愿意打开他/她人生中的一部分，而采访者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这个故事。或许几年前，出于不愿意错过一个好故事的职业本能，甚至为了保住自己采访零被拒的不败率，我会试图运用一些小聪明更坚持地去说服林妙可？但这次我没有，当我听到那句“任何重复都是伤害”时，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故事的残缺。 　　年初时采访王嫣芸，5年前她因为“大学生裸模”的身份红极一时，那时她的名字还叫苏紫紫。写出来的稿子中规中矩，是那种没有上升空间的中规中矩，很久之后我的编辑张卓跟我说，她跟我聊了一次就知道这篇稿子只能如此，从头到尾我都只是用逻辑在写，所有应该更有情感的部分我都略过了，回避了，干瘪了，她认为我自始自终就没有真正打算进入王嫣芸的故事。我本想反驳，我采访了王嫣芸4天，有3天她都聊哭了―但还没说出口我也意识到我的编辑是对的。 　　真正的交流发生的那一刻，你一定会感受得到，那是基于极其相通的生命体验或共同价值观带来的强烈共振。这种感觉，我在和刘慈欣聊天时体会过，在听张火丁的粉丝描述他们的偶像是宇宙中多么独特的一种存在时体会过，在彻夜不睡地为辞世的马尔克斯写一篇漫长的讣文而毫不感觉疲劳时体会过。做了那么久记者，采访了那么多人，我却好像只学会了理解一种人，就是被我定义为所谓“真正创造者”的人。只要是“真正创造者”，那就是稀奇的、独一无二的、开天辟地般的存在，他们自己定义了自己，在我这里拥有最高豁免权。 　　我没有理解王嫣芸。甚至不是意愿问题??而是我压根不具备这个能力。有一次我看到乔纳森?弗兰岑的一篇采访里说，写作从来不应该是为了写作者本人的“学习”，写作是为了理解更多的生活。那一刻，我为自己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而羞愧，我突然意识到我自以为拥有的“自由”是如此狭隘，其实完完全全受制于我那一点点生活、盲信，和那被我称为“创造者迷信”，其实本质上就是慕强的价值观。每个采访者无疑都带着自身经验出场，当你的经验与采访对象并无交集时，大部分对话很可能都充满虚假―即使你贡献出耐心、同情、眼泪，那也仍然虚假。只有极少数天赋异禀的采访者，他们有着超越自身狭隘经验的同理心、敏感、善意与天生温柔。他们会成为弗兰岑所说的那种最终能够理解更多生活的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