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 双重生活.docVIP

PAGE  PAGE 20 刘震云 双重生活 　　两个刘震云 　　一身黑色西装的刘震云和一袭红裙的刘雨霖出现了。他们在前排坐下，记者们的长枪短炮聚拢了过去，咔嚓声响起。这是2016年9月20日上午，西安。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一句顶一万句》的发布会现场。电影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导演刘雨霖是他的女儿。 　　刘震云的名字以“原著/编剧”的头衔醒目地出现在海报的第一位置，整个发布会上，他是主导现场的角色。这并非刘震云在今年中国电影大银幕的唯一一次出场―发布会前一天，另一部根据刘震云作品改编、由冯小刚执导的《我不是潘金莲》将推迟到11月上映的消息刚刚曝出。因为两部改编的电影同时上映，曾有媒体称2016年为“刘震云年”。 　　发布会上，刘震云用冯小刚3次凌晨3点给他打电话的故事，解释《我不是潘金莲》推迟上映的原因。他讲着慢条斯理的河南普通话，表情介于微笑与严肃之间，像一个对逗乐听众有十足把握的老练的相声演员，故事因此听上去也更像一个真假莫辨的段子―“（小刚说）不是说刘震云年吗，我们干脆给他说成刘震云月。前一个礼拜看《一句顶一万句》，后一个礼拜看《我不是潘金莲》，让朋友一次看个够，行不行老刘？我说这有什么不行的，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至此刘震云借冯小刚之口推出了新概念―“刘震云月”，戏剧效果直接体现在了紧随而来的媒体标题，“11月成刘震云月 冯小刚最爱凌晨三点给他打电话”。 　　刘震云很忙。他不光要在台上吆喝，操心的事情甚至包括修改新闻通稿。当天下午《人物》记者在宾馆房间采访刘震云时，他几次中断采访，帮写稿的工作人员改稿子，“有一个规律，导语的时候可以用形容词……但是到里边写内容时，尽量不用形容词……你看CNN……” 　　几天后，他又出现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与获影后的范冰冰、获最佳影片的冯小刚的合影中。在一篇报道中，“范冰冰眼含热泪，兴奋地拥抱了导演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 　　对不同的受众来说，存在两个刘震云。一个是影视圈的名编剧刘震云，自1993年第一次与冯小刚合作电视??《一地鸡毛》起，二人至今已成为铁搭档，《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电影都改编自他的小说。另一个是严肃文学作家刘震云，他是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得主，同年的获奖者也包括莫言。 　　两个刘震云在1991年《一地鸡毛》发表后第一次产生交集。他的妻子郭建梅―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公益律师、刘震云的北大校友―还记得，在此之前，刘震云还是农民日报的一名普通记者，家中拮据，但从这篇作品开始，他们的生活有了真正的改善。 　　“哎呦我印象可深了，后来《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了，我们家一下得了8万块钱。那8万块钱拿着，你都不知道，就简直，你能理解那个，那个眼都得发绿。我就觉得当时拿到家，在那床上啊你知道，哎呦在那床上，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数，一遍遍地看，根本就爱不释手。”郭建梅回忆，那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了顿肯德基。 　　从那以后，女儿能够不断地吃上肯德基了。家里两张小床拼在一起的床也换成了“正儿八经的”大床。 　　人们从作家刘震云身上找不到如今在名利场游刃有余的编剧刘震云的影子。他们一家住在农民日报的宿舍大院时，郭建梅带女儿出去转，邻居总和她说，你们家孩子他爸都从来不说话。人们觉得刘震云像个哑巴，木讷，蔫蔫的。郭建梅记得特别清楚，在刘震云获得些名气之后，有个报社同事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在《农民日报》，题目叫《悄然长成的一棵大树》，“就意思从来没人吱声，是被人忽略的一个人，被人不惦记的人，就是从来没有人看他的一个人”。 　　我们村 　　作家刘震云来自河南。这位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的作家日常话语里还是会经常出现“我们村”、“俺村”。别人说他幽默，他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他是1978年的河南省高考状元，进了北大中文系，上课时不理解班上女生嘴里总嚼着点什么，“按照我在村里的经验，这是在我们村牛棚里才能出现的情况”；他总是强调作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我们村的人认为，写书并不是多么高贵的事，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村的人会看电视，如果我的作品被改成电视剧，他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妈也不识字，她也看电视剧，这是我同意改电视剧的初衷之一”。他长大的西老庄村成为嵌在他生命里的罗盘。当有人说起40里地，他首先想到的是西老庄村到延津县城的距离。 　　在延津县城出生的刘震云8个月大时被抱到西老庄村的姥姥家抚养。那是一个100人不到，“穷得不得了”的小村子。家中兄妹4个，14岁时，因为穷困，作为老大的刘震云虚报了年龄，离开家，到甘肃酒泉当兵。那时当兵是农村孩子的一个出路，在部队能吃上馍，更重要的是，提干，军装上有四个口袋，成为军官，这样就好找媳妇了。当兵时，刘震云特别喜欢站岗，流动哨，但他不流动，在路灯下看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