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docVIP

PAGE  PAGE 9 创新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北京大学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出任中心主任。这不禁让人想起林毅夫参与创办的另一所知名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时间刚好过去整二十年。 　　二十年里，CCER成长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也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但我们面对的并非一个静止或线性增长的世界。如何描述在此消彼长的全球经济共生中独树一帜的中国增长轨迹，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轨迹能否提炼出发展模型和经济理论，并能通过实践被再次检验？这正是林毅夫和他创立的研究中心希望解决的问题，他将这一轨迹概括为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启动快速结构性变化的进程”。 　　早在2012年9月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林毅夫便提出，假如没有结构性改革，欧元区、日本和美国都将陷入漫长的低增长、高风险和金融投资低回报的“新常态”。同时认为应该启动新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三年过去，林毅夫描述的“新常态”正演变为全球经济的“新平庸”和“大分化”，推进产能和投资“走出去”则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战略的核心。中国开始走上前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布公报，提出“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此前一周，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现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宏观经济形势、结构性改革等当前热点问题及政策取向专访了林毅夫。 　　经济增速放缓主因是外因 　　《财经国家周刊》：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一直处于下滑态势。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是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大环境的影响，但更多的声音则表示，这反映了过去多年经济增长中的体制机制问题。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不少体制机制的问题，当然要改。但我认为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大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说明。 　　一是跟我们处于同一个发展程度的国家，例如印度、巴西，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下滑。巴西在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7.6%，但2014年仅有0.4%，经济下滑幅度超过了中国。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各有不同，却同样在过去几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所以我们不能把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和经济下滑就必然地连结起来。 　　二是观察那些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例比较高的经济体，他们作为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按说没有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的问题，但我发现只要是出口比例比较大的经济体，这段时间的表现跟我们基本是一样的。 　　从2010年到2014年，韩国从6.5%的经济增速下降到3.3%，中国台湾从10.8%下降到3.5%，新加坡从15.2%下降到仅有2.9%，等等。这些增长模式更为合理的高收入经济体，有的下滑速度比我们还快。那么唯一能够解释以上现象的，就是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下滑都是由共同的外部因素导致的。 林毅夫：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都是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王?F/摄 　　有质量的增长不等于放慢增速 　　《财经国家周刊》：对经济增速减缓的不同归因，会给政策层面带来很大影响。由于有观点将减速的主要原因归结在增长模式不合理上，因此又认为增速下降正是经济转型的一个表现，也只有增速下降才有可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转型。您怎么看？ 　　林毅夫：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目前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压力增大、雾霾问题突出，社会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快，用高速度牺牲了增长的质量，所以认为要有质量的增长就等于放慢经济增速。 　　虽然很多问题跟我们的发展阶段是相关的，但是跟经济增速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以环境为例，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才导致了环境压力，因为制造业阶段能源使用、排放密度高。只有尽快进入高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才能更好地改善环境。如果降低增长速度，只会使我们在制造业阶段停留的时间更长。 　　此外，也只有经济保持一定增速，我们才有相对稳定的环境推动改革与转型。 　　认识到上面所讲的，一是目前的经济下滑主要是外部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二是与经济转型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就意味着采取稳增长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了。 　　8%潜力，7%现实 　　《财经国家周刊》：您曾经提出，我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可以保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句话的背景正是经济增速开始减缓的时间当口，因此引起不少争议。8%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林毅夫：8%是指增长潜力，而非实际增速。 　　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都是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两方面可以体现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