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增补路径选择.docVIP

PAGE  PAGE 4 新常态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增补路径选择 　　【摘要】通过研究新常态下金融改革对资本充足率新的要求，得出：1.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及提高银行竞争力是相互促进相互约束补充的关系。2.商业银行在遵从《巴塞尔协议Ⅲ》的指导和保障银行安全前提下，应重点选择能够调整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业务结构、风险结构的资本充足率增补路径，以业务驱动、股权驱动、风险驱动、质量驱动、融资驱动来提高银行整体实力，应对新常态下银行竞争力下滑的趋势。 　　【关键词】资本充足率 充足率增补路径 新常态 　　一、引言 　　从1983年起，巴塞尔协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出严格的量化监管标准，2010年提出的《巴塞尔协议Ⅲ》制定了更高的资本标准。从2015年度中国银监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2015年末，国内商业银行的加权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91%；加权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1%；总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3.45%，均超过《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资本要求。在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项目中，2006年到2013年，中国内地银行的整体排名提和收益呈现上升趋势，由2006年平均63位上升至2013年平均28名，但2014年，排名由28名下滑到33名，40家参赛中国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11.78%高于《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8%的最低要求，低于2013年的12.89%。总的来说，受新常态经济增长放缓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整体比亚洲商业银行平均13.85%的水平低，在国内外资本监管标准均有提高的环境下，资本充足率承受压力，需要提高。 　　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路径 　　（一）理论基础 　　资本充足率代表了存款人或债权人的资产亏损时，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自身的资金弥补损失，是衡量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重要指标。基于《巴塞尔协议Ⅲ》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规定的计算公式和最低标准为： 　　其中风险加权资产是表内、表外带有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期末总额，由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资产乘以相应风险系数的总和。 　　从上面公式来看，银行资本充足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自有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分子项资本因素和资本充足率正相关，分母项资产因素和资本充足率负相关，因此增加资本和降低风险资产、减少总资产规模，即分子调整和分母调整都是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有效途径。 　　三、新常态下银行改革对资本充足率增补路径的选择要求 　　在新常态下经济由过去10%左右高速发展转向7～8%中高速发展，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和经济下行对银行业传统经营模式带来严峻挑战。为适应新常态新挑战，中国启动了市场利率化、取消存贷比、银行混合制改革及存款保险制度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对资本充足率增补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体现在： 　　（一）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主要采用大规模套利差的盈利模式，追求资产规模扩张。在利率市场化后：1.受银行的竞争压力和经营压力的挑战，许多银行利用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吸引更多的存款，从而缩小净利差，导致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短期承压，促使银行进行经营结构、客户结构和收益结构的多元化改革，力争以有限的资本获取更大的回报。2.银行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中间业务非利差收入的占比由2012年从14.59%提升至2014年15.93%的水平。商业银行必须细分客户、精细定价，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服务，提升客户黏合度，推动金融创新。随着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商业银行将从单纯追求信贷资产规模，转移到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利率运行机制上，通过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最终提升金融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 　　（二）以拓宽融资渠道为重点 　　改革开放后，国有商业银行历程三个阶段：二级银行体制、商业化及股份制改革，其中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产权改革刚刚开始。从股权结构来看，存在国有股权比重过高，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利等问题。以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为例，到2014年底，国有制比重仍占40%以上。混合制改革，首先要确保国有控股地位，同时引进民营资本，战略投资者，及各类资本一起参与银行治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吸收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的非国有金融资本，金融创新产品和技术，选拔的优秀人才，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国有股比例，帮助银行解决经营管理问题。 　　（三）以优化资产质量为目标 　　存贷比不超过75%，限制了银行的放贷规模，可以降低银行贷款风险。过去由于规定的限制，商业银行最求利益最大化，优先将是有限的贷款发放给中央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政府开发项目及政策性贷款，而不是依据市场需求，使资源配置失真，降低资本运作效率。银行面对贷款减少，存款增长匮乏的困扰，为应对月末、季末及年末考核，片面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