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鹿鸣共策周行.docVIP

PAGE  PAGE 7 春秋鹿鸣共策周行 　　仲秋之夜，西子湖畔，G20杭州峰会开幕表演上，一群总角之年的小姑娘，用稚嫩的童音，吟唱着一首三千年前的诗句：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这四句源自《诗经》之《小雅?鹿鸣》，是西周早期”君与臣下及四方之宾燕，讲道修德之乐歌”。其诗以鹿鸣起兴，描绘了一幅和乐融融的盛况。最后一句“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嘉宾给我提出真诚而美好的建议。这里，“周行”意为“至善之道、大路”，喻为宽广正确的方向。这首小雅，不仅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待客文化，而且也暗合了G20探究全球经济治理的主旨，更蕴含着对春秋鹿鸣时代的一种缅怀和承继。 　　中国向世界展现的“周行”究竟是什么？以个人见，一曰仁、二曰罢战、三曰兼济天下。 　　复礼 　　――霸权时代的柔性秩序 　　《鹿鸣》是西周礼乐制度的一个缩影。西周统治者通过规范事神礼仪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要求，使社会的政治关系、等级秩序、道德伦理、思想感情等内容都体现为礼节仪项，使礼仪充斥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为周礼。 　　时至春秋，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旧有的井田制不断瓦解，新的生产关系仍在建立，各种思想在发端，社会在动荡中发展。反映在“国际”关系中，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室愈渐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自信荡然无存，大国争霸，诸侯称雄。 　　不过，列强虽然攻伐无数，但霸权的实现、运作和转移却遵循着一种独特的游戏规则――会盟。“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据记载，在242年的春秋历史中，列国发生战争483次，同时召开盟会450次。最著名的四次会盟――葵丘会盟、践土会盟、黄池会盟和徐州会盟――先后确立了齐国、晋国、吴国和越国的霸主地位。 　　会盟成为了春秋时代列国处理“国际”和国内事务的一个主要方式，而霸权国家也多采用会盟的模式实现自己的影响力和政治目的，代替周王号令诸侯，这客观上避免了全国性战乱的爆发，使得国家之间的冲突稳定在一定范围内。相比于战国时代流血百万的纯粹霸权，这一时代的霸权秩序带有柔性的意味。 　　会盟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的核心价值观，即“尊王攘夷”，另一方面也是无时无刻不浸淫着礼乐文化的影响。“盟会必备威仪，崇贽币，宾主成礼为敬”。有着浓重的仪式感。 　　会盟是霸主推行霸政的最有效方式。对于一般诸侯而言，会盟可以作为列国修好、结援、和解的一种形式，甚至，当他国遭受自然灾害时，列国也常用会盟谋求救助的方法。例如，公元前543年，宋国遭灾，“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 　　此外，会盟还可以使中原列国以至于华夏与夷狄进行礼俗交流。会盟之本意虽是强调华夷之防，但从一开始，所谓夷狄便频繁参与其间，甚至起着主导作用。例如，春秋时代著名的蜀之盟、宋之盟、虢之盟等便是由“尊王攘夷”的对象――楚国――来主持；而楚庄王的“止戈为武”的卓识以及对“武有七德”的诠释，其本身就是堪称春秋大国关系处理上的伟大准则。会盟之礼，使得夷狄与华夏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春秋时期还有一次会盟因为孔子的参与而闻名于后世，即齐鲁“夹谷会盟”。这次会盟，孔子以一个外交家的卓越才华，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不仅揭穿了齐公劫持鲁侯的图谋，还以周礼痛斥了齐国人以献乐助兴为由羞辱鲁定公的行为，并通过外交手段取回了失地，堪称是一次小国的外交胜利。 　　后世以为孔子对周礼的执著是一种对旧有权威的抱残守缺，而明清礼教的恶劣形象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然以今人看来，孔子尊崇礼乐所寄托的是一种政治和人格的情怀。于政治者，礼是先王用来遵循天的旨意，用来管理世间千差万别之人情。于个人而言，礼是对个体的一种自我约束，乐则可以理解为对这种自我约束的奖励。总之，儒家礼乐文化背后所隐藏的其实就是“仁”，就是一种不让人违背内心之所安的修养，克己复礼，约束德行，实现所谓“在朝则美政，在乡则美俗”，在天下则行王道。 　　如今，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大国关系正在重组，利益结构正在调整。地缘力量之间少一些武力炫耀，多一些礼乐精神，和平、平稳地从战后秩序中过渡到一个新的架构，应该是多么合乎正道的事情。 　　非攻 　　――乱世格局下的弭兵觉悟 　　春秋时代用对话、谈判为主要手段来对待分歧、解决问题，处理当时大国关系，以尽可能避免诉诸武力的另一个很好的范例是公元前546年的“向戌弭兵”。 　　晋文公称霸后，传统霸权秦、齐两国势力下降，同时，楚国经过一系列扩张，与北方晋国开始了长期的对峙，春秋进入了一个准“G2时代”。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开始，晋楚之间连续相持攻伐了86年，始终无法打破均衡。两大霸权在中原的胶着，使得小国如将覆之巢，兆民如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