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伦理观的经济史.docVIP

PAGE  PAGE 5 有伦理观的经济史 　　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晚年曾经说过：“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学问合在一起构成我们所谓经济分析。” 　　熊彼特进一步强调，“三门基础学问之中，包括直至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照我现在的愿望，假使我要从头开始研究经济，而又只能在三门中由我选择一门来研究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是经济史。” 　　要知道，熊彼特是20世纪最受推崇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经济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宗师同列。 　　由此可见，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的意义不仅是基础性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旗帜鲜明地追求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经济学经典之一《资本论》，本质上也是一本社会经济史的著作。 　　但遗憾的是，很长时间以来，国内鲜见优秀的西方经济史通论，尤其是欧洲经济史通论。 　　记得早年读书时导师开列经济史方面的书单，首先就是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和《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但恩师又语重心长地说，这个版本仍不尽如人意。他对接下来推荐的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倒是未着微词，但对国外文化历史背景不甚熟悉的我们而言，年鉴学派这种卷帙浩繁而缺重点和纲领的写作风格确实不啻为莫大的挑战。 　　后来，共八卷九册的《剑桥欧洲经济史》中文版问世，这虽然增加了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同样并不是很适合一般意义的经济学研习者和普通读者。 　　因此，新近出版的《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一书就显得尤其珍贵。除了这是罕有的国内经济学大家在晚年具有总结性的通论之外，更重要的是该书展现了伦理视角，从而在这本经济史著作中恢复了经济学的伦理学传统。 　　同样是研究历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生产方式，诺斯提出制度，布罗代尔提出结构，而在厉以宁先生这本书里可以看到清晰的伦理思考线索。 　　在谈及希腊城邦制度时，厉以宁先生对部落社会留下来的传统习俗不惜笔墨，并强调：“在希腊城邦，程序、惯例、习俗都比政绩重要。” 　　从这一角度再去展开希腊历史上由贵族和平民之间矛盾的激化产生的三次大改革，以及接下来的中产阶级的没落和希腊公民的迷茫，在非常有限的篇幅内，希腊城邦兴衰变迁勾勒得非常有力、深刻。 　　又如，谈到集市贸易和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发展时，该书首先对西欧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做了透彻的分析，同时强调集市的平等原则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 　　这样，当读者从集市贸易对当时的刚性制度的冲击去理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的调和，甚至针对贫富差距扩大采取的商业经营和货币关系的限制和反限制措施，自然就会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如此，当继续读到“货币是市民对抗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并从市民对自由的要求开始，逐步展开商品货币关系如何从内部瓦解封建制度，就使书中的史料、数据和描述等等，顿时更加生动起来。 　　这种从伦理观念的变化来理解和把握经济历史发展的高度，在第七章“工业化和传统生产方式的突破”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用了相当的篇幅谈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要素重组、财富、竞争、效率四个方面的观念转变。而对于这种观念的重要性，厉以宁先生也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英国。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但英国人对财富的态度却相对保守，因此美国、德国在经济发展上先后超过英国。 　　作者认为，工业化导致的最本质的进步，还是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凝固化导致的社会不公和缺乏活力被不断打破。 　　所以全书的最重要的理论框架展现在了“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这一章，用刚性体制转向弹性体制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包括20世纪以来的重大经济危机和经济改革，并作出了这种制度调整及适应会继续下去的判断。 　　令人不免想起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的总结：“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与社会不公引发出无产阶级的反抗，西方以诱人的消费分化之；引发民族情绪的反常，西方以强大的武力压抑之；引发对生命意义的反思，西方以功利的容忍吸纳之。” 　　在笔者看来，《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一书从伦理的观念史来理解市场、货币对平等、自由、财富、效率等的促进和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推动，是解开欧洲经济的变迁，资本主义的兴起、调整秘密的一把金钥匙。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史泰斗吴承明先生曾经说过，经济史应成为经济学之源。 　　回到经济学理论上来，博弈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等也都可以对厉先生提出的制度弹性的进步性给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所谓弹性，其实也正是讨价还价的空间和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