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视问政的问题.docVIP

PAGE  PAGE 8 武汉电视问政的问题 　　摘要：近几年来，“电视问政”这样一种利用电视媒体平台直击问责官员的电视节目在我国各个省市迅速兴起，武汉作为此次“电视问政”风暴的发源地，其电视问政节目为全国的此类节目树立了榜样。本文通过分析武汉电视问政的现状来剖析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力图为促进武汉电视问政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武汉电视问政；问题；解决方案 　　一、武汉市电视问政的现状 　　2011年，武汉掀起了“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着力改善武汉的发展环境，以促进武汉文明城市的建设，武汉电视台全面响应，认真策划和落实了直击慵、懒、散源头的“电视问政”栏目，并受到广泛关注。2012年武汉电视问政喊出了“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口号，并在该年6月26日到7月4日，重磅推出了以“治庸问责，优化环境”为主题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12月17日到21日，精心策划了以“兑现承诺，优化环境”为主旨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从“治庸问责”到“兑现承诺”，武汉电视问政也实现了从“自暴家丑”、挖掘问题到督促问题的解决、监督责任的落实的转变。 　　在内容上，武汉的问政主题集中在“治庸问责”、“兑现承诺”、“转变作风”上，体现了武汉电视问政内容与时俱进、逐步深入的特点，也表明了武汉落实治理慵、懒、散的决心和信心；问政曝光的问题也相当广泛，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电视问政的基本走向是聚焦民生、关怀基层。在形式上，电视问政为政府和民众提供了站在一个平台对民生问题进行平等交流沟通的机会，使部分困扰民众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打破了群众“上访难”、“见官难”的惯例，拉近了官员和群众的距离。 　　总之，武汉电视问政在很大程度上问出了管理的体制缺陷，问出了官员的政治修养，也问出了市民的公民素质。武汉通过电视问政重新树立了官员形象，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促进了文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二、武汉市电视问政??问题 　　（一）内容上的局限 　　首先，范围广泛，碎片化较严重。电视问政的选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力求呈现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体现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节目中所呈现的问题是民众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大到曝光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不力、城市建筑规划问题等综合治理问题，小到揭露火车站附近打车遇司机绕远路、政务中心无人值守等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然而，这些选题在被保留典型性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存在碎片化现象，即选题缺乏系统性。当前，武汉电视问政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如环境污染、基础设施服务等领域，而那些与百姓密切相关却矛盾重重的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领域，却被忽视了。这就使得问政话题不具有完整性，且范围显得过于狭窄。 　　其次，缺乏深度，体制探讨不足。虽然武汉电视问政的节目风格以犀利火爆著称，但是问政中对体制的讨论也不多，问政的深度仍然受到质疑。其一是电视节目本身的局限性，如时间有限，要在短时间内将问题讨论清楚有很大的困难，容易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其二是问政的话题本身深度不够。武汉电视台问政话题的筛选标准是“不讨论体制、机制问题，不裁决民事纠纷，只问行政作为”，因而问政话题多停留在交通、城管、食品安全、环保等民生政治层面；其三是节目的“尺度”设置不大，主持人、问政嘉宾和特约评论员作用的发挥都受限于节目的“尺度”，问题和点评都有些趋于温和。 　　（二）形式上的局限 　　其一，主体不明，有损问政效果。电视问政的问政主体应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电视问政的现场，问政的主体应该是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和广大市民等组成的问政嘉宾，但受客观条件所限，节目主持人不仅拥有现场的最大话语权，而且把握着电视问政的节奏力度，使现场民众政治表达的机会大大缩减，这很容易将电视问政变成主持人的个人脱口秀，从而大大折损电视问政的效果。 　　其二，流程僵化，易成审美疲劳。电视问政兴起之初，广大群众为节目形式的新颖度点赞。然而自2006年以来，每次节目都有所突破，在不断尝试新的节目形式与环节的过程中，武汉电视问政在2012年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基本定型的节目流程，即“播放暗访短片――部门领导回应――特约评论员点评”。如果每期节目按同样的流程来进行，那必然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不利于节目的长期发展。 　　其三，官民对立，难以“问计”于民。被称为“考场”的武汉电视问政现场，官与民的地位的设置是非常明确的：官员是被问责的对象，公众是问责的主体，主持人和评审则是调解员。这样的设置，使官与民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对立的两方，很容易形成民众以“考倒”官员为目的，官员以“打太极”为手段的问政局面，使两个利益体的矛盾在被无限放大，甚至会激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显然，这不利于官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