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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5 洞悉国际货币权力 　　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通常需要有能力提供三类激励：贸易激励、金融激励和安全激励。 　　本书的诸多作者均是长期从事货币权力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范式与我习惯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一回事，考虑政治之后的实际政策选择往往是另一回事。这并不是简单的阴谋论所能解释的。对于从事国际经济事务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本书是理解当今世界的一个有益工具。 　　首先，该书有助于理解当代英美对外政策的基本思路。 　　2010年底开始，我所在的研究机构与中国有关部委建立了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长期工作机制。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协助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如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合作、金砖国家合作等。接触政府间的经济协调活动初期，我十分不解为何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各类国家间经济政策协调对话（无论是G20会议还是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中，一直将失衡问题视为国际经济协调中的核心问题，并且从未停息过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种种指责。 　　按照经济学常识，不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虽是一个国际问题，但也同样是一个国内问题。对于那些国内经济结构扭曲所导致的国际收支失衡，更加长效的治理方式是改善本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为何美国一直揪着中国不放，而对真正亟待解决的涉及世界经济中长期经济发展环境的根本性问题热情不大？毕竟类似G20这种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论坛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全球层面的、新兴领域的重大经济治理合作问题，各国共商发展之道，而不应成为一个相互指责、推诿责任的平台。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将近4年的时间，不过现在手里的这本书能够很好地回答以上疑惑。 　　在处理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关系问题上，中美大致遵循两种不同的路线。中国路线偏向于向内探寻提升的可能，通过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视角下，国际合作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营造适宜于经济发展的开放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在于助推国内的经济制度改革，使之更加适应当代经济社会的需求。例如2013年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和2015年成立的深圳前海自贸区都是中国探索新型对外经济制度改革的前沿试验区；2013年中国提出并引导建设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为了欧亚大陆经济体的进一步融合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201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的声明》进一步深化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宣布人民币中间价开始遵循随行就市的市场化原则。 　　美国路线则偏向于将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归因于国外，并从外部寻找替罪羔羊。这种路线集中体现为其对外策略往往侧重于通过树立对立方的方式来暂时安抚民心。其国际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和维护有助于实现内部问题外部化的国际权力。本书第二章和第五章详细地剖析了国际货币权力的宏观基础及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质。用作者的语言来说，1999年创建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使得在七国集团内部已经不足以完成美国转嫁调整成本或延续调整时间的政策目标。但是，由于G20国家差异巨大，再加上美国的国际货币权力已经有所减弱，因此美国在G20舞台上施展货币权术的能力受到极大约束。难怪美国对于G20的合作越来越缺乏耐心和兴趣。 　　其次，阅读本书时需要注意作者的立论基础。 　　以第二章为例，所涉及的两个基本假设体现了经济学研究逻辑与政治学研究逻辑的根本区别。第一个基本假设是在应对外部收支失衡时，一国已经实现了内部的收支平衡，因此，国内经济政策目标并不需要调整。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这显然不是全部的事实。国外失衡与国内失衡之间本身互为镜像，即过度的国际收支失衡实际也在表达国内经济的失衡。这些失衡有些是由于资源禀赋所致，如石油输出国等；有些则是其他扭曲性因素所造成的，例如鼓励消费的经济金融环境等。 　　本书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一国国内经济政策目标的独立性高于一切，因为它是自治权的唯一体现。因此，任何形式的受到外部影响的政策妥协（或偏离）都应被视为一种牺牲。众所周知，由于经济治理中常常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因此政策目标最后需要经由政治程序决定，并非纯粹由经济评估来决定。这也意味着，本书所提及的国内经济政策的自治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经济理性。在这一假设下，所谓的国际经济协调仅仅是大国借以对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安排实施影响的一个途径。 　　最后，本书提出了国际主导货币形成的关键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作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工具，货币的国际化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本书作者的研究，如果希望真正成为一个国际主导货币通常需要有能力提供三类激励：贸易激励、金融激励和安全激励。贸易激励是指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好的经济基本面特征以及紧密的贸易联系。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即将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