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情理在宋代司法判决中的具体运用.docVIP

PAGE  PAGE 6 浅析情理在宋代司法判决中的具体运用 　　摘 要： 情理法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特色之一，自宋开始发展成为一种审判模式。《名公书判清明集》为情理法审判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判例。本文拟以其中的婚嫁案件为研究文本，探究情与理的含义以及在具体案件中法官对二者的运用方式。 　　关键词： 情；理；情理法；司法实践；具体运用 　　《名公书判清明集》（下文简称《清明集》）是一部宋代判词的分类汇编，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清明集》中，尤其是户婚门的案件中，随处可见法官对于情理的运用。本文拟通过对户婚门中婚嫁类案件的分析，探究在宋代司法判决中法官对于情理的具体运用。 　　一、情在婚嫁案件中的运用 　　从古至今，情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一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情的内涵 　　通常我们谈到情，有以下两种含义：一是人之常情，即发乎人内心的自然的感情。例如亲属相隐制度，其发端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是一种最自然的情感，为我国历代律法所肯定。二是人际交往中产生的人情，也是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在司法语境下，情还指具体案情。笔者认为，案情扮演着演绎推理中的小前提，是判决的事实依据。情的三种含义在司法实践中交织在一起，法官对情的恰当运用是判决获得良好社会效果的保证。 　　（二） 情在《清明集》婚嫁案件中的运用 　　首先，法官充分运用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具有广泛的基础，最易引起当事人的共鸣。在《妻以夫家贫而比离》案中，有“黄桂若真有伉俪之谊，臂可断，而离书不可写，今观手写离书，却翻悔于七年之后，亦已?\矣。”法官通过人们对“伉俪情深”的通常理解，对当事人行为做出了否定评价。 又如，《诸订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案中：“母之爱女，情切于衷，不得不顾而之他。”该案中，双方已定亲，但女方的母亲听闻女婿不学无术，便私自将女儿许与别家。法官认为，母亲将女儿改嫁的行为是母爱的自然流露，因此法官对私自改嫁的行为并没有追究法律责任。 　　其次，法官对???情进行了考量，以人际关系的和谐作为判决的宗旨。具体就婚嫁类案件而言，并非一味去维持婚姻的存续。正如法官赵惟斋所言：“男女婚姻与其他讼不同，二家论诉，非一朝夕，傥强之合卺，祸端方始。”法官还时常动用息讼手段，以保全人情。在《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案中，有“从长较议元承，并劝刘颖母子，既已兴讼，纵使成婚，有何面目相见，只宜两下对定而已。”法官劝诫当事人，如果诉讼结案，即使双方成婚，也是“无面目相见”了，故建议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 　　最后，法官从具体案情和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寻求合情合理的解决方式。第一，法官尽力避免当事人因诉结仇，讼争不断。“若不断之以法意，参之以人情，则后日必致仇怨愈深。”第二，法官尽力保证当事人人身安全。《将已嫁之女背后再嫁》案中，胡千三戏谑子妇阿吴，法官写道：“阿吴若归胡千三之家，固必有投水自缢之祸，……本县责付官牙，再行改嫁，所断已当，此事姑息不得。”考虑到阿吴受到侵害后的心理状态，法官决定由官府强制阿吴改嫁，以防其自寻短见。第三，法官还会根据案情提出自己的建议。《妻以夫家贫而比离》案，法官提出：“如夫妇不可复合，亦既悯念黄桂贫乏，资助钱物，使之别娶。”虽然离婚已成定局，法官希望女方能体恤男方生活艰苦，在离婚后资助男方另娶新妻。在今天看来，对当事人提出这种建议有悖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但将法官置身宋代司法实践，其基于对案情的分析做出这样的处理，实属“情理之中”。 　　二、理在婚嫁案件中的运用 　　理与法密切相连，朱熹曾将法表述为“天下之理”。理在司法领域的作用可以类比于法，这也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特色。 　　（一） 理的内涵 　　相比于情，理较为抽象。关于理的含义，学界存在着争议。滋贺秀三先生将理解读为天理，黄宗智先生则认为在表达层面上，理指的主要是普通意义上的道理。笔者认为，天理与道理并不矛盾，二者是统一的。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天理的理解类似于西方自然法，认为理是宇宙秩序本身中基本的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然而理并非空泛的概念，它以儒家伦理纲常作为载体，即三纲五常及以其为基础演绎出来的一系列准则。三纲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传统中国人观念中的“天经地义”，在具体情境下，就表现为黄宗智先生谈到的“普通道理”。 　　在司法实践中，理相当于法律推理的大前提，由对理的演绎可以推出法官价值判断的结果。这与现代法学中以法律作为大前提的规则相悖，但在《清明集》婚嫁案件所展现出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理的运用甚至超过了律文本身。 　　（二）理在《清明集》婚嫁案件中的运用 　　法官在处理在婚嫁类案件时，对理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