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洪灾记忆.docVIP

PAGE  PAGE 5 清代的洪灾记忆 　　清廷的赈灾持续了一年多，对于稳定灾区经济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咸丰五年六月（1855年7月），黄河下游普降大到暴雨，河水猛涨。 　　六月十九日（8月1日），开封附近的铜瓦厢大堤，再也抵挡不住汹涌洪水的反复冲刷，决口溃坝。仅仅一天时间，原本完好的堤坝，被冲出了七八十丈宽的口子。于是，黄河改道向北，直注直隶、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渤海。 　　正如已故清史专家李文海所述，铜瓦厢决口是“近代黄灾史上之重大事件”。 　　一方面，灾害波及范围广，瞬时冲击力强，灾情十分严重。直隶、河南、山东有40多个州县受灾，县城沦为泽国，受灾人口近千万。另一方面，河道变迁后的几年，蝗、旱灾频仍，疫病不断、粮食歉收、饥荒时有发生。 　　自此，持续700多年的黄河夺淮入海成为历史。 　　救灾：缓不济急 　　这不是清廷第一次遭遇洪涝灾害了。统治这个水旱灾害频仍的帝国，清廷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救灾机制。 　　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决口后的第六天），咸丰帝收到了首批灾情奏报，并于当日发布六道谕旨，部署防汛救灾工作。此后一年里，咸丰先后发布了40多道谕旨。由于“南岸难以问渡，文报四日不通”，导致水情奏报延误和滞后，使得官府报灾被耽搁多日，救人的黄金72小时几乎浪费。 　　按照规范的程序，清廷先是派员勘灾，“确查黄水经由之处，将被水灾黎妥为抚恤，无令一夫失所”。 灾情勘定后，清廷就要着手发赈。问题来了：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花钱太猛，眼下的户部只剩十几万两存银，形同破产。咸丰帝感慨“现在军务未竣，部库支绌，无从筹拨”，并非借口。 　　既然户部没钱，清廷只能另外想辙。九月十三日，咸丰从内务府拨款10万两银子和2.5万串宝钞作为赈灾款。十月十三日和二十六日，咸丰又连续传旨，将途经山东运往京城的漕粮，截留26万石就近接济山东灾民。至于灾区的赋税，既然根本收不上来，干脆蠲免。 　　此外，清廷还要求受灾地区“设立捐局，无论银钱米面，及土方秸料皆准报销，米面可备赈需，土秸可供工用，并著遴委???员，分路劝谕绅商捐办口粮，接济灾民”。对捐输额较大的绅商给予奖励，允许州县开仓放粮，捐铜铸钱。 　　清廷的赈灾持续了一年多，对于稳定灾区经济秩序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翻阅受灾州县的雨雪粮价清单，在铜瓦厢决口后的一年里，受灾州县粮价基本平稳。在咸丰年间因战争需要而滥发纸钞，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背景下，面对数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能遏制粮价非理性上涨，殊属不易。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清廷把“重视”挂在嘴上，可拿出赈灾的真金白银却很有限。这说明，清廷财力不足，赈灾能力受到局限。这些银两和粮食，对于数百万灾民来说，仍旧缓不济急、杯水车薪。各地救灾，指不上朝廷，只能靠自己。 　　困顿：发捻之祸 　　最令咸丰帝担心的，不是灾区的饥荒和疫病，而是活跃在黄淮地区的太平军和捻军。铜瓦厢决口导致黄河北徙，使山东防御“发捻”的天然屏障尽失，太平军和捻军北上活动的战略空间扩大。 　　接到决口奏报的当天，咸丰帝就派左副都御史王履谦“于河口现有之兵体察情形，分布屯扎，严密扼守……勿令南路奸匪乘隙偷渡”。 十五天后，他又传旨，要求河南巡抚英桂迅速取缔豫北的“联庄会”，避其联络抗洪一线的河工和灾民。要求直隶总督桂良派重兵驻守黄河北岸兰仪渡口。按照朝廷训令，英桂统率三省军队，迅速镇压了“联庄会”。 　　防范虽严，百密一疏。咸丰五年十二月，已经履新安徽巡抚的王履谦奏报：安徽一带的捻军重返河南，围攻归德（今河南商丘）。咸丰帝担心捻军由此东连山东灾民，造成严重后果，只好加派援军，加紧追剿。 　　此时，太平军正忙于西征，在长江中下游跟湘军激战，无暇北顾。捻军组织涣散，派系复杂，加之遭遇地方团练的围追堵截，也没能借机向北拓展地盘。这些恐怕是清廷最想听到的消息。 　　发捻问题的根治，有赖区域防务的调整。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清廷终于采纳僧格林沁建议，将“新黄河以南地方，归以南各州县管理;以北地方，归以北各州县管理”。行政区划的调整，使州县的防务责任更加明确。其后，清军用了五年时间，才将捻军彻底镇压，恢复了华北地区的政治局势。然而，为此付出的军费却高达3200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清廷一年的土地税收入。 　　善后：疏堵之争 　　决口来临，为避免下游民众长期遭殃，清代官府的常规做法，是在大水退去后逐步堵塞决口，重修堤坝。然而，铜瓦厢决口后，清廷却决定“暂行缓堵”，这是怎么回事呢？ 黄河干流洪水向下游演进。 　　铜瓦厢改道发生在清廷财力匮乏、战事频仍的尴尬时期。当时清廷的治国重点是缓解恶性通胀和镇压太平天国，维护国家统一和经济稳定。黄河改道虽然会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但毕竟不是心腹之患。危难关头，鱼和熊掌不能兼顾，咸丰帝只得做出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