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东方犹太人.docVIP

PAGE  PAGE 5 潮商：东方犹太人 　　潮汕人的经商风格中打上了海洋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烙印。 　　潮商，被国外誉为“东方犹太人”，号称“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这个蕴蓄数百年商业文化的族群，不断创造商业奇迹。 　　历史上，潮商与晋商、徽商并立，为中国势力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大商帮之一。如今，以李嘉诚、谢国民、陈有汉等为代表的潮商是华人最具财富的族群，被认为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会经商的人群之一。 　　潮州，本是一个“国角省尾”不起眼的小地方，如何创造出传奇色彩的商帮成就呢？ 　　“红头船” 　　潮商在古代不如晋商、徽商著名，其崛起也在明朝之后。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在其经商风格中也就打上了海洋经济和自由商业贸易的烙印。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投入到海上商业冒险活动。据《潮州府志》记载，潮州人“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运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 　　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中。他们以“红头船”自称，最初从中暹（暹罗，今泰国）大米贸易开始的，但是这项生意“获利甚微”。因此，船主们就改运更加有利可图的货物，例如从南洋运回来的犀角、肉桂等贵重药材;由潮州运往南洋的陶瓷、潮绣、蒜头等南方物产;还有从北方转来的人参、鹿茸、兽皮、丝绸等。这些货物，在南洋各地很受欢迎，获利颇丰。借助丰厚的货物贸易，红头船蓬勃发展起来。 　　清朝以来，红头船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康熙、雍正年间，潮州商帮经营商业的足迹遍及海内外，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闽、粤等地。潮商一向以敢于冒险、吃苦耐劳著称。到嘉庆、道光年间，不少潮商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 潮州土楼 　　精诚团结 　　出门在外的潮州人喜欢称同乡为“自己人”，尽管他们彼此可能萍水相逢，但是由于海上航行的凶险，明、清政府对其利益的漠视，以及海外求生的艰难，使潮商每到一地自然就结成关系紧密的经营团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而精诚团结也为潮商在历次商战中以小击大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凭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传统商人日渐式微，晋商与徽商的分崩离析自此开始。然而潮州商帮却在此次竞争中崛起，他们在主宰中泰米市贸易的基础上，扩展并垄断了近代汕头-香港-泰国-新加坡的国际贸易圈，这一广阔的市场为潮商提供了与西方商人竞争的雄厚资本。 　　为了与潮商争夺这一地区的航线，外商开始引入汽轮，与潮商的“红头船”一决高下。为了保证潮商在东南亚的贸易生命线，由旅居泰国的潮商郑智勇倡议，泰国潮商于1905年集资创立了暹罗华侨通商轮船股份公司。为了使华人由外轮顾客变为外轮主人，潮商开始租赁外轮或代理外轮的船务，几个回合下来，外商终未能分到该航线的一杯羹。潮商在此区域确立了牢固的主流商业地位。 　　分散于各地的潮商，一方面通过潮州会馆团结同乡，另一方面在潮商内部建立牢固的信用关系网络，弥补潮商资金的短缺，结成凝聚力极强的团队，从而与竞争对手相抗衡。如二战前香港米业批发商多为外地商人。而潮商通过开拓大米进口与零售渠道，同乡之间赊购赊销，使其在短短几年便占领了香港米业批发的六成以上，零售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潮商之间信用关系发展高峰的标志，是潮汕商界内部出现了独立的金融信用体系――七兑一票制度。即在潮商内部通行由潮商银庄发行的一种兑票，每票可兑七钱银。以此票为中心，在潮商中凝结成强大的信用力量。1924年至1925年间，国内金融市场币值波动不止，严重影响了商业的发展，而潮汕商帮依靠“七兑一票制度”得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 　　1950年代，西方各国对中国贸易禁运，香港转口业务一落千丈，做惯了贸易的香港潮商面对经济的转型，也曾一时手足无措，陷入困境。但是凭借反应灵敏、独特开拓市场禀赋，团结一致的潮商们开始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艰难起步，很快在塑胶、制衣、钟表等行业后来居上。 　　善握商机 　　与陆上贩运需要的骡马辎重相比，从事远洋运输的海船投资多达上万两白银，可容纳百人甚至上千人，船上货物价值也多在万两白银以上，商船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清政府禁止商船配备任何武器），又不得不在海盗与波涛中穿行，其风险足以让人扼腕。但是对于潮商而言，却是“冒险射利，视海如陆”。正是由于海上商业活动所具有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 　　在潮汕帮中拥有巨资的大商人，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由大商人出船或者出资做船主，而中小商人借船出海，赚取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严格的商业伙伴（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