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论文审美积淀论文《诗经》国风中的“有意味的形式”.doc

《诗经》国风论文审美积淀论文：《诗经》国风中的“有意味的形式” 摘 要：《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其中十五国风反映了周初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社会各个阶层的喜怒哀乐，蕴含着深厚的情感。本文试着以“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对《诗经》国风的抒情形式进行新的观照。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有意味的形式”进行了界定，第二至第四部分则是分析三类“有意味的形式”。通过分析《诗经》国风的“有意味的形式”可以使我们对这部古代诗歌文化的精品有更深地体会，并对当时的文化有进一步的理解。 关键词：《诗经》国风；“有意味的形式”；审美积淀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以及现实主义诗作的光辉起点，《诗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其中国风贡献尤为突出。它那由充实的内容，丰富深厚的感情，优美的音乐积淀而成的“有意味的形式”构成了《诗经》的独特价值，那“有意味的形式”至今仍然感染着无数的读者。 一、“有意味的形式”的界定 “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认为艺术作品的基本性质就在于它是有意味的‘形式’，作品的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的独特方式的排列﹑组合起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它主宰着作品，能够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1]这一概念的提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一概念有其不足之处。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这个理论“陷在循环论证中不能自拔”，[2]童庆炳先生也认为这一理论否定了艺术同现实人生﹑生活情感﹑功能要求以及主题思想的联系，是一种形式主义理论。 两位学者也都各自提出了完善这个概念的方法。李泽厚认为这个理论如果加上审美积淀论的界说和解释，即可摆脱循环论证的困境。童庆炳则认为需将这一理论置于人类审美经验之上才能使其具有科学的内涵，他提出“形式之所以有意味是因为它们内蓄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人类的审美情感，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的形式不断地作用于人们的生活，人们也在不断认识它们的过程中把它们主观化﹑情感化﹑心灵化，久而??之，这些形式就成为人类情感与意识较为固定的表现”。[3]将李泽厚和童庆炳的理论加以审视，会发现他们都是从“审美积淀”这个角度出发来完善“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概念的。那么本论文在参考以上两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有意味的形式”定义为“作品的各要素之间以独特方式组合起来的内蓄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人类的审美情感的形式”。 本文讨论国风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姑且从“内容积淀的形式”、“感情积淀的形式”、“音乐积淀的形式”三方面来分析，在这三个方面中，后两个方面又是在前一个方面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此让我们来领略国风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内容积淀的形式” 《诗经》中“兴”的手法历来为文人所称道，但究竟何为“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兴之特殊，或许即在于“它对诗人是如此直接，而于他人则往往其意微渺”。[4]“兴”对那个时代的读者是否也如今天的读者这样难测其意呢？ 赵沛霖先生认为《诗经》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兴”，有其特定的神话﹑巫术﹑宗教的远古历史背景，“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5]例如鸟与祖先崇拜，鱼与生殖祈祷，树木与宗庙社稷崇拜有语言难以解说的关系。这种观点可备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始兴象也渐渐成为审美的一部分，并日益失去了原来的具体的宗教内容，而沉淀抽象为一种形式，即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正如童庆炳所说“它们从现实的具体事物身上分化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具有稳定性的审美对象时，尽管他们与自己曾经拥有的社会功利内容及目的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疏离状态，而它们都由于能与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结构相对应，因而依然能给人们以‘有意味的形式’的审美感受，从而达到情感上的交流。”[6] 比如鱼意象。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就指出鱼与原始先民祭祀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鱼代表着种族繁殖。随着时代的变迁，原始先民们的祭祀活动已不复存在，鱼所扮演的角色也荡然无存，但它所象征的生殖繁衍之意却留存了下来。在《诗经》国风中，以鱼起兴的诗几乎都牵扯到男女之间的情爱，也即是生殖繁衍的高雅说法，如“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然而另外一些兴的原始意义并没有流传下来，它所包含的人类早期的神秘想象的情感也已模糊不清，留存下来的是失去了内容的形式，但由于这些形式是经过“审美积淀”的，所以我们依然能够从中领略到那神秘情感的吉光片羽。《诗经》国风中有一些弃妇诗或怀人诗，以“日月”比兴开头，如“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邶风日月》）；“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邶风柏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