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特色调查性报道.doc

试论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因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力曾被西方新闻界称为报纸再生的希望之星，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它逐渐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形式。在西方新闻界，习惯将调查性报道与揭露、曝光划等号，从西方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中可见一斑： 　　美国学者大卫·安德生和皮特·本杰明早在1975年就提出：调查性报道就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 　　美国的另一位新闻学者罗伯特·格瑞斯认为：调查性报道一般是报道某些人或某个组织企图掩盖的新闻。 　　澳大利亚新闻学者皮特·戈拉博斯基和波尔·威尔森也认为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新闻，而且这种报道常聚焦于不义、丑闻和违法活动。 　　《新闻日报》记者鲍伯·格林则说：调查报道是对某人或某集团力图必威体育官网网址的问题的报道，报道的事实必须是你自己挖掘出来的。 　　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写作教程》编写组的意见是：调查性报道指的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调查性报道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 　　如果按照以上比较正统和权威的定义，调查性报道的全部宗旨就是关注社会上一切蓄意掩盖的丑恶和不道德的新闻并加以无情揭露。若仅以此来约束调查性报道，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的调查性报道，那么它的视域和活动空间将受到很大局限，也与我们奉行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有所悖逆。更何况，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事件、人物和话题具有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新闻价值，同样需要进行深度报道，需要发掘和调查。因此，笔者认为：调查性报道是由媒体相对独立完成、以记者调查为主要方式、揭示不为人知的新闻事实的深度报道形式。它在表现非揭露性题材---即中性、正面题材方面同样可以大显身手---这也是调查性报道的中国特色的体现。因为： 　　首先，中国的媒体性质给予调查性报道表现非揭露性题材的空间。 　　媒体性质决定报道目的。在西方，媒体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服务的，它们掌握在大的财团手中，追求商业利润是其立身行事之终极目的。为提高收视率、制造轰动效应，媒体可以置社会负面影响于不顾，以至于有人指出：广告制度已严重阻碍了美国新闻事业探求真理的道路。于是，各媒体在揭露、调查丑闻上绞尽脑汁，而起源于20世纪初黑幕揭发运动（muchraking）的调查性报道在揭露丑闻、内幕上的独特优势自然使其成为揭丑先锋。在社会主义中国，媒体是作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喉舌存在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任务。即便是对揭露性题材的报道，其目的也是发现问题、揭示现象、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这与西方完全不同。大量中性、正面的题材需要新闻工作者去挖掘，这就给了调查性报道生存发展的空间。 　　其次，调查性报道能够丰富非揭露性题材的表现方式。 　　调查性报道在表现揭露性题材方面的能力已为实践所证明，那么，调查性报道是否可以用来表现非揭露性题材呢？回答是肯定的。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其在题材上的包容性。只要存在被隐藏的和不为人知的内容，就存在使用调查手法进行报道的可能。现实社会中，不仅揭露性题材中有需要揭露和公之于众的内容，中性、正面题材中，同样存在被隐藏、不为人知的内容，当其它体裁在容量和手段上不足以全面充分表现其复杂性时，调查性报道便可以发挥它强大的表现力。可以说，采用调查手段采写新闻，丰富了非揭露性题材的表现方式。 　　第三，用调查性报道表现非揭露性题材是受众的需要。 　　从受众的角度看，他们面对的新闻传媒所传达的信息是庞杂的、让人目不暇接又难以选择的越来越多的受众逐渐不满足于媒体中诸多对中性尤其是正面题材的传统的说教式报道方式，不满足于简单的陈述性报道，渴望看到由记者引领的更为详细、更为客观、更为彻底的深度报道。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卡尔·霍夫兰认为：当传播者被认为具有可靠和可信靠这两种品德时，就会产生最大效果。而可靠和可信靠两种品德必须通过传播大量表现事件真实面貌的信息取得。调查性报道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它以层层推进的调查方法为主要报道手段，以能获得大信息量的调查手法使观众通过身在现场的记者亲眼目睹、参加调查的全过程。真与不真、信与不信，观众完全可以自己判断、自己得出结论。因此，它一出现便得到受众的认可和欢迎。 　　第四，中国调查性报道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调查性报道是表现非揭露性题材的有效形式。 　　在国外，调查性报道首先出现于报纸和杂志等平面媒体，在中国也不例外，报刊上的调查性报道远早于电视。大量的调查性报道为报刊赢得了读者，使报刊销量大增。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