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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背后——开始习惯中国参与全球管理吧 自从数月前，中国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垄断调查以来，这场涉及多个行业内众多重量级外企的行动，就一直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截至目前，调查终于有了落地的第一锤结果：国家发改委认定12家汽车零部件和轴承行业的日企实施了非法价格垄断，除日立、不二越两家率先自首并提供垄断联盟的违法证据，从而得到免予处罚的宽恕之外，另10家企业总共接到了12.354亿元人民币的罚单，创下了中国反垄断史上的新记录。 中国反垄断的里程碑 纵向来看，本次处罚与中国反垄断罚单的上一个纪录——去年对六家婴幼儿奶粉企业的6.67亿元人民币相比，高出了几乎近一倍。而如果横向比较，以罚款金额计，略低于2009年韩国就专利权收费中的不公平竞争向高通公司开出的2600亿韩元（按时价约合13.6亿元人民币）罚单，是亚洲历史上第二大反垄断案罚款，也是中国反垄断案例中第一个罚金金额进入世界前30位的。全球所有主流财经媒体都在第一时间以重大新闻的形式抢报了相关消息，毫不夸张地说，这次的重罚不仅相当成功地延续了去年液晶面板案、白酒案、奶粉案掀起的反行业垄断势头，而且极大的树立和巩固了中国反垄断法机构在全球相关事务中主要话事者之一的地位。 之所以本案有这样的意义，关键并不在于处罚的罚款创下了多少新高，而在于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查处了国际核心卡特尔组织，而众所公认国际核心卡特尔是当代危害最大但又最难查处的一种垄断形式。尽管在去年初的液晶面板反垄断案时，就首次对境外企业成功开出了罚单，但当时相关的涉案企业在欧盟和美国已经就相同指控公开认罪，坦率地说调查本身已经无需挂念，看点只在执法的决心和力度上。而此次则需要中国自己查找证据，实际难度自然有天壤之差。 具体而言，虽然对商品价格的垄断行为发生在中国，但由于涉及企业全部是日企，根据已经透露的消息，它们将组织和运作卡特尔的行动都放在了日本，超过了一般一国单独调查所能触及的范围。以往只有美国和欧盟才有成功查获这种国际核心卡特尔的经验，这也是它们掌握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的一项重要技术优势。然而根据公布的情况，中国有关机构同样有效地运用了“宽恕制度”（对率先自首并提供非法垄断证据的企业予以全部或部分赦免），利用无法避免的“囚徒困境”，成功地瓦解了卡特尔下的攻守同盟，搜集到了足够的决定性证据。 这次对跨国运作的卡特尔联盟的成功调查与结案，意味着中国虽然在《反垄断法》上才有仅仅六年的实践经验，但却已经跻身对全球反垄断行动具有实际主导权的极少数核心国家之内。 反垄断调查只为了打击外企？ 作为一种已经习惯了的“特殊待遇”，早在中国有关机构根据中国法律刚开始反垄断调查，因为涉事企业多有名声显赫的西方大型跨国企业，欧美日等地媒体们大多在还没有严肃分析之前，就已纷纷将调查定性为“出于政治动机的对外示威”，对此没有几个人会真感到惊讶的。金融时报Lex专档评述结论的“展示肌肉的人很少讲什么逻辑”说，可谓是这种先入态度的典型代表。尽管现在已经证据确凿，而且所有涉及企业也都全盘承认了违法事实；但毫不奇怪，许多外媒仍然并将继续对事实细节避而不谈，同时极力引导读者将涉案企业想象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恐怕已经成了他们涉华报道的一种本能反应了。 对于反垄断调查的质疑还不仅仅是西媒们在鼓噪，以往比较倾向于私下沟通的中国欧盟商会之类外企团体，乃至美欧官方也纷纷公开表示“外资企业似乎被挑选出来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国内也有媒体附和称“因为（公布处罚决定后）没有出现上诉，证明发改委给企业的压力太大”，暗示政府的反垄断行动对涉及企业“不公平”，没有给足“反抗的条件”。 确实，不能否认这轮反垄断调查的对象主要都是外企，而反垄断法实施数年来也极少见被处罚的企业动用行政复议或法院诉讼的救济渠道。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被调查行业中，一些商品在中国境内外的价格差异之大，已经到了连普通人凭直觉就能感觉到异状的地步。高档奢华如进口豪车，紧贴民生如婴幼奶粉，都是典型的例子。虽然有人努力将这些商品高价的责任归咎于税费，但只要对中外税制税率稍有了解，就知道这种解释大半是说不通的。如果明明发觉可能存在问题，却因为内外企之分而不予处理，那才是政府机构的失职，也是对内外企相同国民待遇化原则的背弃。 而且实际上，根据反垄断法对严重违规企业处以巨额罚金的做法，正是从涉及企业全部为内资的高档白酒价格垄断案开始的（更加稍早的液晶面板案，处罚依据的是《价格法》，相对于违法额，罚金要低的多），还有如处置上海黄金饰品协会组织垄断本地价格，调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两大通讯巨头涉嫌价格垄断等案，发改委近两年来对于内资企业涉嫌垄断一样越来越态度强硬。 另外，中国对违法垄断的外企处罚的金额相对于欧美来说，仍然要轻得多，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相关调查和处理是基于专业性，而非有意打击外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