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想吃上口米粮有多难浅析.doc

抗战时想吃上口米粮有多难? 1937年八月，淞沪战争爆发，年底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至此，除英法两租界外，上海市区全部沦陷，通往外地的重要水陆交通几乎都在日军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中国三大米粮市场——武汉、芜湖、无锡均在华中沦陷区范围内。 战争初期，日本军粮主要由日本、朝鲜或中国台湾供应。随着日本侵略者所预期的“速战速决”美梦破灭，战争进入持久局面。原本的军粮供应体系已无法满足日军需求，日本侵略者开始在沦陷区内大肆搜刮米粮，实现“现地自活”、“以战养战”的方针。 掌控米源成了日军控制上海社会的重要手段。随着运入上海的米粮不断减少，上海市场逐渐为洋米所垄断，且经常陷入缺粮状态。从1937年到1941年，上海米价涨了不止十倍。到了1943年，大米每石高达440元，而封锁线外的大米每石才200元。 普通百姓为了吃上米粮，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贩卖大米。上海滩“跑单帮的”生意人也将眼光放在了大米这个糊口必需品上，买卖供需，促成了一个巨大米粮黑市的诞生与繁荣。 “单帮客”的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滩活跃着这样一群人的身影，他们被称为“跑单帮的”。 看过样板戏《沙家浜》的一代人，或许对这个称呼有点印象。阿庆嫂的丈夫阿庆在戏里从未出现过，别人问起，阿庆嫂就答：“到上海跑单帮去了。” 这是旧时人们对那些来往于两地，贩运小商品谋取利润的生意人的称呼。所卖物品视时期变化而不同，大米、大英牌香烟、双钱牌火柴、固本肥皂、龙头细布、鸡鸭鱼蟹不一而足。 在北方，这群人有个豪气的称谓叫“倒爷”；用计划经济年代的词汇，又叫“投机倒把”；在今天的社交网络语境下，“跑单帮的”大概就是朋友圈里的“代购党”。 那时候选择“跑单帮”的人，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百姓。 作家董鸣亭在《那些黄牛和跑单帮的》中写道，儿时上海滩流行着一句歌谣：“同志们，捉牢伊，投机倒把贩卖拉斯蛤把。”说的就是“单帮客”在池塘里捉到几只蛤蟆，自己舍不得吃，就拿去城里弄堂四处问人：“拉斯蛤把要口伐？”再用卖蛤蟆的钱买几尺花布或是热水瓶、毛巾带回乡下。 旧上海的石库门里弄。 董鸣亭写她小时候跟着母亲跑单帮的情景，母亲让她在身上罩一件大衣服，里头用大头针别着一盒盒自来火，像极了现在的恐怖分子的形象。 “只要有人在我身上点一根火柴，我就会全身燃烧。但那时，我一点也不怕，为自己能帮上母亲，把乡下头需要的自来火带给他们而感到自豪。”董鸣亭说。 作家姚罗英（笔名罗洪）回忆：“在‘孤岛’上海，只有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最为清苦，物价飞涨，而工资和稿费却总是跟不上去，差距越来越大。当时还兴起一股跑单帮做生意的风气，但听说赚大钱的不多，多数只能养家活口。一些穿越封锁线贩运大米的，更是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老百姓，为求生存而不得不冒被敌兵射杀的危险。” 在上海闹市中的一条弄堂里，伫立着一座早已无人问津的“百年旅店”——江苏旅馆。成长于斯的七旬老人石兰英说，江苏旅馆一度门庭若市，外地人跑单帮，中途都在这里歇脚。 “单帮客”的生活很单调，除了贩卖东西，就是待在异地旅馆里，或到茶馆喝喝茶，与各路商贩插科打诨，互通小道消息，发泄心中的愤懑。 在战前上海的米粮贸易中，“单帮客”的身影并不常见。而到了三四十年代，米粮单帮贸易却突然兴盛起来，这是因为当时上海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米粮黑市。 1937年6月上海米价约为11.3每担，而到了1941年11月，洋米价格已达?130元每担，黑市米价最甚者突破500元每担。大米价格节节攀升、米粮黑市繁荣，这一切都与当时日伪统治者的米粮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 “孤岛”上海的米粮统制1937-1941 1937年八月，淞沪战争爆发，上海通往外地的重要水陆交通几乎都在日军控制之下。 此时战争已进入持久局面，日军预期的“速战速决”美梦破灭。初期的军粮供应已跟不上需求。日本侵略者开始在沦陷区内大肆搜刮米粮，实现“现地自活”、“以战养战”的方针。 1938年10月，日本制定了《华中方面军占领地域内一般商品出入境取缔规定》，在各交通要口设检查站，严格限制货物任意进出上海，而日军核发的物品搬出入许可证，基本都在日本商人手中。 米粮就是重要的禁运物品之一。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指出，控制米源是日军控制上海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指定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及大丸兴业等三家为日军军用米采办商，三家之下再指定若干粮商在芜湖、无锡、苏州等产米区进行收购。中国米商只有向日商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日商名义的运销许可证后，才可以经营米粮。 由于大宗国米运沪日趋萎缩，上海市场逐渐为洋米所垄断，且经常陷入缺粮状态。《申报》的一则时评描述了当时上海市民的恐慌： “各米店门首大都贴有‘米已售罄，一有到冉行出售’，即饭店亦贴有‘米饭已无，只售面食’，犹感痛苦者为包饭作，竟有断炊之虞，即使向各米店以‘一元’购取米粮，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