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地生入读港大及内地大学的些许思考.docxVIP

文/大学商业咨询学会(UBCC) 邢麟舟 希望有意愿入读港大乃至港校的同学读一读，也求港大同志们友情转发。  前几日听闻去年从港大退学的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再次夺魁，惊佩之余也发现其从港大退学的相关话题也再次被热议。在昨日反复浏览港大校友、北大校友及既非港大又非北大的笑友们在知乎上的舌战之后：  HYPERLINK /question/question 我觉得作为港大学生，自己似乎也应该写点什么。 在开始正文之前，先说明几个前提： 1． 我与刘丁宁同学仅有数面之缘，也未曾对话，对其本人不含好恶。文中需直接引述其行为之处，我大部分采用@郑诺同学在以上链接中的回答——个人认为这个部分大多数描述是客观的，即使夹带私货，也都是作者本人心理印象的客观记录。 2． 文章基本不涉及除港大外的其它港校，虽说有借鉴意义，但也请大家分清。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链接中有中大同学怒喷“香港是个不自由的城市”云云，我认为以其在香港中文大学一座山头的一年经历做出如此判断，未免失之偏颇，也请各位注意分辨。我将在下文详述。 3． 由于想不到更好的思路，我只好以几个被以上链接中帖子热议的问题或片段为线索，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血肉行文，并加上一点评论。个人观点，难免偏颇错漏，欢迎指出或讨论。但对于“港大好你去上港大啊”“港/北大的国学才是真正的国学”“香港是个不自由的城市”之类的观点，恕我不做任何回应。 一、关于迎新营与舍堂文化 港大与内地高校校园文化的差异是刘同学退学事件中的热点之一，而对内地新生来说，对迎新营和舍堂文化等“集体生活”的适应，是适应校园文化的难点。 港校的新生迎新营被内地和部分香港媒体与学生诟病已久，前年还出现了有关香港科技大学迎新营活动过于下流的新闻。总体来看，很大一部分香港本地学生及很大一部分由他们组织的活动确实格调偏低而较为无聊（链接中@郑诺同学提到的自曝情史算是尺度不太大的，但是否有人真的大谈3p我倒存疑，更多的可能是开些低级玩笑），这一点没人可以反对。 舍堂文化更是如此。不知是否英帝余毒，港大内历史较为悠久的舍堂往往有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舍堂文化。住在舍堂的学生为了寻求在舍堂中的存在感，一般会选择坦然（或表现坦然）接受以大量重复的无聊运动为代表的舍堂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练习及跳集体舞，与大家外出行山（爬山）跑步，歇斯底里地“喊楼”，高桌晚宴等。 但我想要强调的是，是否认为这样的活动低俗重复毫无意义，乃至是否参与这样的活动，融入这样的生活，是自我选择的问题。香港大学是一座自由的大学，绝不仅仅体现在我们可以随便贴大字报骂正斧。这个方面具体表现为： 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联合会组织的内地学生迎新营属于自愿报名，先到先得；在具体活动层面，每一组的寥寥数位学生由两三位学长或学姐带领进行活动，活动具有比较强的弹性，且如@郑诺同学所述，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我在做新生时由于电脑出了问题，未成功报名参加学校任何形式的迎新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自认为未参加任何迎新营从来没有影响到我在港大这样一个集体存在但又有些疏离的环境中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适应新的生活。我每日住在单人间（也有同学住在双人间，港大最常见的当是双人间），坐车或爬山去学校，与一些同学一起上课吃饭，呆在图书馆看书，报名参加各项活动，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与同学或教授讨论课程、学术、职业选择的问题。并无本地学生因为我不接受他们在我看来十分傻逼的行为而对我有歧视、看低或边缘化的行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与我相处融洽——最常接触的内地生小圈子更不必说。 对于舍堂文化，我的发言权不够大，因为我一直住在港大新修的龙华街住宿学院（已更名为赛马会第三学生村），但单就观察平日住在普通舍堂的内地同学来说，舍堂对于非本地生的“压迫”较之本地生大大减少，绝大部分舍堂住宿的内地学生也并未因舍堂生活的压力而产生严重的负面情绪。在赛马会第三学生村，同学们更加不需要考虑这一点，我在这里的两年仅仅参加过四场我感兴趣的讲座，一次聚餐和几次高桌晚宴，其余脑残活动一概从未触碰，但并没有感到在生活上受到了边缘化，或如部分同学所述的“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我一直在猜测刘丁宁同学无法适应港大生活的原因是否包含其住在普遍认为相当脑残的何东夫人堂（住在何东的同志们看到不要喷我），但已无从知晓答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港大由于占地面积和历史原因，学生宿位是相当紧缺的，以参与舍堂活动积极性作为去留的评判标准也是相当公平的——相对于赛马会第三学生村或抽签或面试的脑残readmission形式（由于赛马会第三学生村倡导更加“自由”的环境，基本不设置强制性活动和与去留挂钩的活动，所以没有明确的去留评判标准）更是如此。在我们这一届的特殊情况下（由于大部分人开始都住在赛马会第三学生村也即龙华街住宿学院），第一年被踢掉的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