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祎：《黄永年谈艺录》前言汇.doc

可以永恒的传承 ——写在《黄永年谈艺录》出版时 岁月在冲刷着一切有形的痕迹，同时也在消融着自以为可以深藏心底的记忆。不知不觉而渐行渐远，也许可以永恒的只是一脉传承，或者一片希冀。“一年容易又秋风”，蓦然回首的时候，竟又是一望萧疏的天地。忽然想起允诺过的事情已经迁延良久，那就是要为已故恩师的著作出版写一点文字，于是，再捧鸿文而重温胜义。我的恩师，就是黄永年先生，而由先生的哲嗣寿成兄编辑的先生的书，就是《黄永年谈艺录》。 《黄永年谈艺录》所收篇什，或以为皆是先生主业以外的馀事所得，用先生的话说只是业余的爱好。但这些教益却多是我随先生受业问道乃至安身立命所最偏好的学问和用功的方向，譬如碑刻与拓本，又譬如书法与篆刻。因此于我而言，自然最能感受到“鸿文沾溉远，胜义启迪深”。 先生乃是当世推许的通儒硕学，其在版本目录与唐代史学领域为公认的大家，而对古小说与古名物的研究也有着卓然建树，即便如此，先生犹能以旺盛的精力与聪慧的才识而广博其对艺文的热爱，于是，在碑刻学与书法史以及篆刻艺术诸学科，竟同样收获了令人钦羡的成就。 生为吴人的先生，却顺于运命而执教于长安，并终老于斯，这或许正与他得以成就其精殚唐史之功冥中契合。想当年先生以所藏唐《张维岳碑》拓本延请长安著名鉴赏家陈泽秦跋尾，陈氏在跋语中云：“永年作客长安，金石自娱，于有唐一代碑版，尤为留意，广事搜访，藏弆甚富，且博学强记，卓具史识，有志著述。钩沉阐微，补新旧《唐书》之未逮；采佚缀遗，存阙补文献于已呈，其有意乎。”或许这真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吧。叶昌炽有“欲访唐碑当入秦”语，先生落脚关中搜讨唐代碑志拓本并藉以考史，岂非正好得此近水楼台之便。而先生的素来倾心于碑版鉴藏与考订，也与他早年受到叶昌炽《语石》和《缘督庐日记》的影响最多且最爱叶氏文辞优雅的“儒生面目”不无关系。 先生常常提到清代乾嘉以后的学者最崇尚“淹通”，并在讲授《碑刻学》时特别强调了彼时欲跻身一流学者行列所需具备的十大学术能力，即一要研究经学《十三经》，读注疏，做考证，写经解；二要读前四史，尤其《史记》与《汉书》；三要读几种子书；四要读有名的诗文集，并下一定的功夫；五要懂版本、目录，能写题跋；六要懂碑刻学，即广义的金石学，并能写题跋；七要（对清后期学者）最好懂西域地理；八要懂点佛教东西的，就更高明一筹；九要读《说文》，兼能一点训诂；十要会做骈体文。这其中正包括了通“碑刻学”，并应合了先生所说的“此时期之旧式文人若不知金石则不得齿于通人之列”，而惟先生既能淹通碑版，复能拓展其旁支以兼擅书法，且长于篆刻，则先生又自然要高出同侪一头。不过照此看来，通碑刻之学在当时学者眼中原本并不能算作馀事。只是因为近世以来金石分家且偏重考古而冷落碑刻，遂使斯道中衰，于是先生特为振衰起绝而创开课程并撰写讲义，屈指三十年将去，却不曾想今日研习碑刻与鉴藏拓本之风大炽，先生的《碑刻学》理论遂成为最好的实用教材并深受热捧。 先生特精于鉴赏题跋，而尤能探索其中史事，故不惟局限于拓本与书法之优劣品评，遂自高过通常鉴赏家一筹。譬如先生在读大学时就写出了理据充分而辨析透辟的《叶昌炽所藏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辨伪》，好比“洗净匡庐真面”而足以见证先生承学乾嘉考据的功底之深厚。又尝撰《汉樊敏碑与唐樊兴碑——评任乃强〈樊敏碑考略〉》，缘先生对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详熟和对于汉隶与唐楷以及康有为所谓的“干禄”书体之明察，遂能证据确凿地纠正被康有为形诸“莲花出水，明月开天”而誉在“干禄上品”之“《樊府君碑》”乃是唐《樊兴碑》而非汉《樊敏碑》。先生治碑刻学之精到，于斯可见一斑。而可喟的是六十馀年过去，于今犹有如斯误读者在，即今年十月在雅安召开的“中国书法史论第九届国际研讨会”上，竟依然有包括《樊敏碑》所在地的芦山同仁等学者撰文仍引用康有为此说以评誉《樊敏碑》而为我所察觉并即时纠其谬失。看来此说传讹甚远且常不为人所用心核实其正解，可叹人之惰性与取巧的劣根颇难剪除。先生又撰《记话雨楼旧藏马天祥造像记》，从形制、书体、内容及流通一一点明此有金农题签的拓本所以见珍之理由，而更高明的是先生还从碑刻学史与书法史的层面做了拓本鉴伪的考证，有趣的指出凡“祥”字带有两条尾巴者即是伪刻，并就“大齐武平九年”的落款盖当缘出边鄙地区或不知中朝政局变化而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合理解析。重温胜义，不能不为先生的通识学养和考据功夫再次扺掌唱绝，而先生此文亦足堪奉为学习碑拓鉴别方法论之典范。 先生复谙熟于书法，不惟以工稳匀整的小篆见长，更能写一手流美润泽的褚派楷书，又常于楷法中兼带行笔，自如秀丽而挺拔开张，是知以学问驭书法，则气象自然非凡。25年前随先生读书时尝见先生为他的老师蒋天枢所书墓碑手迹，正是这样一派充满褚书意味的面貌。正缘于先生对书法的敏锐眼光，故其所论书体流变，虽皆篇幅未长，却竟能出心得而树新义，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