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新视野—论张东荪价值哲学的意义—牟永生.doc

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新视野—论张东荪价值哲学的意义 牟永生 王国银 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 价值哲学即价值学, 它是研究价值一般的哲学学问, 是我国最年轻而又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对价值哲学这一总体定位和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 我国价值哲学的研究是不是起步于八十年代初? 是不是比西方价值哲学落后了80 多年而只有10 多年的生成历史? 对这些问题, 学术界也同样普遍地作了十分肯定的问答。然而, 通过大量历史文献考证, 在发现张东荪的《价值哲学》等一系列著作以后, 笔者认为, 张东荪价值哲学的新发现将开辟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新触角和新视野, 学习和研究张东荪价值哲学的基本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价值哲学( A ix ol og y , 亦译为价值学) 原本是19世纪末20 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重要术语, 是以文德尔班、迈农为代表的西方价值哲学家用以表征其学说体系的基本概念。在他们看来, 世界的存在可以归结为它的价值, 哲学本质上是价值的学说, 并且只有作为价值学说才有存在的必要。文德尔班在其《哲学史教程》中指出: “哲学只有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科学才有生命力。哲学以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些价值作为自己的领域。”①, 改革开放以后, 中西文化和学术交流空前活跃,“ 文化热” 、“价值热” 在中华大地骤然升温。对前一个“热” , 学界习惯于以“ 文化哲学” 、或“ 文化学”加以表述, 对后一个“热” , 则通常用“ 价值哲学” 、或“价值学” 进行概括。特别是价值哲学的重新崛起,主体性意识不断高扬, 吸引许多学者的理论兴趣,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不过, 在大量研读我国80 年代和西方本世纪以来的价值哲学文献、资料的过程中, 我们一方面为中国价值哲学在短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而深受鼓舞, 并引以为自豪, 另一方面, 又为学术界公认我国价值哲学比西方落后80 多年的现实而感到遗憾, 甚至有些困惑和迷惘。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和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以往白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 。自从历史向“世界历史” 转变的资本主义以来, 生活在“地球村” 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开始步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世界“ 一体化” 时代。如果封建时代尚且可以“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 自我封闭, 自给自足, 自我缓慢发展, 那么人类一旦进人世界一体化时代之后, 就再也不能固步自封, 自我绝缘, 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相反, 只有以开放的姿态顺应这一世界历史潮流, 以博大的胸怀汇百家之长, 补本国之短, 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这种开放可能是自愿的, 也可能是被迫的。自愿的开放不用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被迫的开放则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 形成民族屈辱而又悲壮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上半叶就是这样一部被迫开放、救亡与启蒙双重并奏、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历史。在一百多年的斗争中, 许多仁人志士和书生学子竞相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明传人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尤其是当时一批学通古今、术贯中西的思想家更是孜孜以求, 留下了很多千古绝唱和名篇大作。 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往往都从困惑和迷惘开始。毛泽东同志曾讲过,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望远镜” 和“ 显微镜”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 理论直接成为我们对“中国价值哲学比西方落后80 多年” 的定论提出大胆质疑的锐利思想武器。凭着对“ 世界历史” 理论的坚定信念,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 西方价值哲学兴起的时代正是中国思想界竭力学习、传播西方文化的时候, 西方价值哲学的强劲思潮早在60 年代就在前苏联和日本等周边国家深深地扎下了根, 形成他们独特的价值哲学, 而我国学者怎么可能在80 年代初才开始研究价值哲学呢? 十年内乱固然可以成为一种解释, 但“ 五, 四”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所有中国学者难道对西方价值哲学都熟视无睹, 充耳不闻吗? 面对西方价值哲学这一颇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学术思潮, 莫非当时的思想家都甘愿保持缄默而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吗? 如果作出了回应, 是谁? 他作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等等, 一系列的疑点始终困绕着我们的研读工作, 同时也一直激励着我们克服各种困难, 早日揭开中国价值哲学历史的“斯芬克斯” 之谜。 值得庆幸的是, 张东荪的价值哲学终于使我们拨开迷雾, 走出困惑, 解开了中国价值哲学历史的谜底。张耀南君这样告诉我们: “张东荪是我们这时代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个名字, 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时间没有告诉我们, 历史也没有告诉我们。历史记住了很多不该记住的名字, 也遗忘了很多不该遗忘的人。” ③ 的确, 如果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