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史学的两极评判问题讲义.pptx

郭沫若史学的两极评判问题;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中国科学网2014年10月3日);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瞿林东）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迄今，学术界对郭沫若和郭沫若学术的褒贬是非，呈现出天壤之别，从而使得郭沫若成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受争议的学术人物之一。 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 ;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郭沫若和郭沫若史学的批判，有的是符合事实的，也有不少有充满宗派情绪的有失科学理性的低水平论争，更有一些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恶意诋毁和中伤。情形颇为复杂。 对郭沫若和郭沫若史学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自1928年郭沫若先生开始写作，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全新的思路展示了中国史学的新方向，用全新的观点解释了旧史料，从新出现的甲骨文，以及金文发掘出还很少为人注意的社会史料。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基础。;有的学者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杰出成就概括为三个破除，一个建立：一，破除以历史文献为“国故”的局限，将“国故”拓展到地下出土实物。二，破除“国故”中包含的“后人的虚伪的粉饰”。三，破除研究“国故”不需要辩证唯物论的观念。由此三点，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学体系——“跳出‘国学’的范围，认清国学的真相”。《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1930年初版发行以来，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现代中国史学主要流派之一的代表作。目前的古史研究基本上仍未突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学术体系。 ;在20世纪30年代激烈的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长期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格外注目，自然也成为学术界评论的学术热点之一。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发表以后的八、九年间，仅有少数学者从正面约略肯定“第一个以辩证法研究古史者”的郭沫若“研究的进步”，“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以及“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并用中西方法……加入欧洲社会学的理论来革新中国国故学的研究”。;总的来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学术界、理论界“附和他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在长期的社会史论战过程中，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屡屡成为“研究攻击的目标”，他这部“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之“极有价值的伟著” ，不断“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 ;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从理论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审查、逻辑结构到论据论点等多方面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进行了学术史上罕见的质疑与批判。 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若干缺失 在激烈的社会史论战中，一些学者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不加分析地将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干理论公式化地套用于中国历史发展各阶段，从而造成诸多重大的缺失提出批评。;李季指出，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摩尔根《古代社会》前史时期进化阶段的公式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济发展的公式“了解极不充分，甚至于完全错误，以致没有一点好结果。”郭君“把这个死公式套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上，不管适合与否，他总要使出全副本领，来牵强附会，矫揉造作”。 程憬指斥郭君的《先史民族进化阶段》表，“差不多是出于郭君的杜撰，和摩尔根的意见相差甚远”。熊得山批评郭沫若应用摩尔根理论“不免笼统” ;嵇文甫在批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许多理论疏舛论证矛盾”的同时，具体指出“郭先生的理论和恩格斯文不一致。”王宜昌指出：“郭沫若因为应用指导理论，致在抽象的理论上，避来了古代希腊的复杂的现实，以至不理解中国底复杂的古代现实历史……表示郭沫若对于指导理论的社会进化底概念也弄不清楚。”;此外，另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作者按照生产技术的发展划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阶段，……这种历史的分类法，只指示了大体的标准，……却不能作为绝对的标准。”亦有学者批评郭氏“机械似的把摩尔根所发现的古代社会各阶段，照样全加在中国古书传说的各时代上，颇嫌鲁莽。”还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