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清华-意义生产与出版活动-前言.docVIP

PAGE  PAGE 6 前言 把文学看作表达（representation），一类特别的表达，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 表达，简而言之，就是说话。必须有一个说者（表达的制造者），再加上一个听说话的人（表达的接受者）。说话把这两者联结了起来。作为说话的一种的文学，便产生和存续于这种承担联结功能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学的工具与载体是语言符号，其实践方式便是以语言符号在联结的双方（多方）之间进行意义生产与传递。 １ 大概没有哪个年代，比20世纪初的“新文学”倡导者们，更看重文学的意义生产的社会功能了。如果把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和写作，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那么对文学的“意义生产”功能的重视、解剖乃至反思，便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因为怀抱着对于文学的“意义生产”功能的期待，而关注、接近文学，参与文学讨论，甚至投身文学写作的最显著的人物或群体，大多来自政治或者相关领域。最早的当然属晚清的维新派。梁启超是其代表。梁对小说“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的论述，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十》第6-10页。 便源于他对文学所生产的“意义”的力量的信心。多少年以后，文学革命的猛将钱玄同，还不忘提醒他的同仁——梁启超对于“创造新文学”／“现代文学之革新”功不可没。 钱玄同：《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10页。 维新派之后，接着就是鲁迅所说的“革党”——革命党了。陈独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梁启超1902年在《新小说》连载《新中国未来记》惊人的相似，陈独秀1904年亦尝试在他编辑的《安徽俗话报》，连载章回体白话小说《黑天国》，表达其政治与文化意见。尽管事与愿违，他们的小说处女作皆磕磕绊绊，半途而废，这两代政治人物参与推动的文学改革，却成为潮流——既为一般知识社会所认可，也对社会政治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胡适1960年回顾“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时，引用了孙中山1920年1月写给海外国民党的信里头的一段话—— 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09-210页。 胡适认为孙中山的看法是公允的，“至少孙中山先生说，因为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在前，所以引起‘五四运动’”。 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806-807页。 而孙中山的这封筹款信讨论的两大事项，便是设立刊物与创办印刷机构，以推动他的“革心”事业。 依这样一条线索检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与“左翼文学”，无疑更加令人瞩目。“新兴阶级文艺运动”，以“新社会底理想底宣传及促进新社会底产生”为己任。 见《萌芽月刊》第一卷第３期（上海，1930），第274-275页。 其文学实践当时便引起政治反对派的警觉—— 　　盍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虽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在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然含意深刻，笔致轻纤，绝不以露骨之名词，嵌入文句，且注重体裁的积极性，不仅描写阶级斗争，尤为渗入无产阶级胜利之暗示。 见《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普罗文艺密令》，载 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第310页。 这段文字出自当时国民党的一份机密文件。事实上的情形也如此。胡耀邦与陶铸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当年正是在蒋光慈的小说《少年飘泊者》的感召下，他们才投身革命。陶铸甚至怀揣着《少年飘泊者》一书，走进了黄埔军校——小说的“意义生产”成为读者人生历程的推动力。 四十年代的延安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政治人物对于文学的意义生产的社会功能，由表达想望与期待，转变为现实中的政治规训。 来到延安的知识者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里说—— 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灵魂中的肮脏和黑暗；在这里，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真正有伟大灵魂的艺术家，也一定能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的作用，在这里，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 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36页。 在事实上，王笔下的“灵魂”一词，承担的便是“意义”的语义功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