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的冲突和融合.doc

 PAGE 4 陆、东亚文明的冲突或融合 亨廷顿（Samuel P. Hintington）于1993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文明冲突》论文，引起了中西广泛的讨论与争辩，其中一些涉及到中国和亚洲崛起与新的世界关系，亦涉及到有关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文化主义之讨论。 为何文明会冲突 文明的认同在未来日益重要，世界型态大程度上取决于七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它们包括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亦可能会包含非洲文明等。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文明间的断层在线。 为甚么会这样呢？ 第一，文明的相异不单真实而且基本。文明被历史、语言、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被宗教所区隔。这些差异在历史上产生，不会立即消失，且比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权的差异更为基本。差异不一定意味冲突，冲突并不一定隐含暴力，但长久以来，由此引起的冲突往往最持久、最暴虐。 第二，世界的距离拉得愈来愈近。民族间的互动日趋频繁，这一方面加强了文明意识，另一方面亦加强彼此的差异性与内部的共通性。民族间的互动，强化了它们的文明意识，亦由此激发彼此的差异和仇恨，而这些差异与仇恨往往源自历史的深处。 第三，全球经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历程，一方面使人超越长期以来的本土认同，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不再是认同的唯一来源。世界大多数地方，宗教都以原教旨运动的形式填塞这个真空，它可见诸西方的基督宗教、犹太教、佛教及印度教甚或是伊斯兰教。在大多数国家及宗教里，活跃于原教旨运动的、往往是那些年轻且受大专教育的中产阶级技师、专业人员和商人。 第四，西方的双重角色加强文明意识的增长。一方面，西方正处于权力高峰，但与此同时（又或许是前者的结果），又可以看到非西方文化正出现回归根源的现象。西方虽处于权力高峰，却正面对非西方世界以更强烈的欲望、更坚强的益智及更充沛的资源来决定世界的未来。 过去非西方社会菁英通常与西方有深厚渊源，汲取西方的处事方式和价值，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普罗大众能深受固有文化影响。可是这种情况现在倒转了：精英份子的非西方化与本土化正在展开，相反，西方（通常是美国）的文化、作风与习惯却在大众中愈来愈普及。 第五，文化的特质与差异较在政治及经济上的更难改变，也更不容易妥协与解决。前苏联，共产主义可以变成民主主义者，贫富亦可易位。可是，俄罗斯人却不能变成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亦不能变为亚美尼亚人。就阶级与意识形态冲突言，关键问题是：“你到底站在那一方？”人们可以，并且事实上会选择并改变立场。而文化冲突的问题则在：“妳是甚么？”但这是既定且不能改变的。众所周知，宗教歧视比种族问题更为尖刻与排他。一个人可以拥有法国与阿拉伯的血统，或同时是两国公民，但他却不能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回教徒。 最后，经济区域主义日益抬头。区域性经济集团在未来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成功的经济主义一方面增强了文明意识；另一方面，只有当经济区域主义植根于共同的文明中才能成功。 相形之下，共同文化显然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及其它亚洲国家的华人社会在经济关系上的急速扩张。冷战结束后，文化共同性逐渐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大陆与台湾亦较以前走得更为接近。如果文化的共同性是经济整合的先决条件，那么未来最主要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会以中国为中心。事实上，这集团早已存在。 由于人们以种族及宗教来界定自己的身分，因而往往认为在他们与不同种族或宗教的人之间，存在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文化与宗教的差异亦令政策分歧：从人权、移民到贸易；由商业到环境等等不一而足。最重要的是，西方倡议民主与自由主义为普遍价值，维持其军事优势与促进其经济利益的种种努力，最终激起其它文明的负面反应。当政府与集团愈不能用意识形态来寻找支持与结盟，它便愈发诉诸共同信仰与文明认同来达致这些目的。 亨廷顿认为未来儒家将与伊斯兰联合与西方相抗衡 非西方国家加入西方所受的阻力各有不同。回教、儒家、印度教和佛教社会遭受的阻力较大，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较次，而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国家则最小。日本作为西方非正式的成员，已建立起独特地位，它的某些方面属于西方，但在重要层面上却不然。那些因为文化与能力的缘故而不想或不能加入西方的国家，借着发展本身的经济、军事及政治力量与西方竞争。它们透过推动内部发展或与其它非西方国家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这种合作最突出的形式是儒家－伊斯兰的连结，它的出现是要挑战西方的利益、价值与势力。 亨廷顿论点值得讨论之处 亨廷顿关于世界冲突形式的规范描述把「文化差异」作为影响甚至支配经济、政治和军事冲突的根本要素，这从一个不同或相反的方向重复了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意识；那么，文化差异是否已经成为主导未来冲突的根本因素呢？ 亨廷顿认为“文明共通性”或“文化差异”已经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势力平衡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