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从流水线走进清华大学.doc

PAGE  PAGE - 3 - 从流水线走进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文科试验班，近期活跃着一个叫高燃的大学生。他不仅成绩优秀，而且是清华大学校刊《清华文刊》的主编，还是《新清华》、《清华文苑》的编委。他组建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协会”受到校内外的一致好评。外交部部长唐家璇，新西兰总督保罗锐夫等名流都曾到会指导并讲课，著名学者季羡林还曾专门约见高燃。 可是你知道吗？在1999年4月前，这个备受瞩目的天之骄子，还在广东东莞长安镇松腾电子有限公司的流水线上打工！ 男儿流血不流泪 高燃1978年出生在湖南省桃江县河溪水乡河溪水村。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成绩一直出类拔萃。1992年高燃初中毕业，许多老师都劝他上高中，将来去考清华北大，但他却选择了到湖南机械工业学校去读中专。因为上中专可以早点儿出来工作，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至于他的大学梦，他想将来参加工作后再通过考电大、函大什么的来实现。 1996年7月，我毕业回家，板凳还没有坐热，就看见家里惟一的一台电视机，被一个讨债的人强行抱走了。瘦弱的母亲一个劲儿抹眼泪，而父亲坐在一边抽闷烟。这时候我才知道，家里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故。 父亲头脑灵活，又有胆识。为了给我和弟弟挣点学费，他在当地贩运水泥、石灰等建材产品，渐渐赚了一些钱。可在1996年初春，他被人骗去十多万元货款。十多万呀！在农村可真是一笔巨款。为此，我们家不仅搭进了本打算修建新房的一些积蓄，还落下数万元债务。一时间，债主纷纷登门，家中一些贵重物品都被抢去抵了债。母亲又气又急，由此惹发一身疾病。父亲从此变得意志消沉，一天到晚靠喝劣质酒解闷。看到家中这般景况，我心乱如麻。 有天深夜，我听见睡在脚头的弟弟在傻傻地哭。爬过去一看，只见弟弟一脸的泪，哭得正伤心。弟弟哽咽着说：“哥，咱家欠了那么多债，不如我们都出去打工吧！”弟弟当时正准备读高三，他担心即使自己考上大学，家里也供不起。弟弟的话让我心中好不悲伤，我急得一宿未睡。天快亮时，一个念头在心里清晰了：打工去！挣钱帮家里还债！供弟弟读书！ 就这样，我找同学借了200块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打工的路。这一年我17岁。 我把打工的第一站选在海南，因为这里有我的一个同学。 我是在9月21日傍晚到达海口的。走出汽车站；摸摸口袋，发现只剩下32块5毛钱了。旅店是不能住的，坐公交车又不知道路线，好在有这个同学的宿舍电话，我决定先给同学打个电话。可在公用电话亭拨了半夜，电话没人接。万般无奈之下，就在车站的草坪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终于找到了这位同学，在同学的宿舍里住下来后，我开始骑着同学的破单车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开始我还想自己文笔不错，可以做办公室文秘之类的工作。可一连跑了几家，人家根本就不要男的做文秘。接着，我又想找个企业做管理，可用人单位看我是个中专生，又没有实际管理经验，都拒绝了。 十多天后，我终于在海南兴桂旅游公司找了份做业务员的工作。这份工作要求整天站在海口汽车站，向下车的游客发名片。游客如需旅游服务，会打名片上的呼机，由旅游公司提供服务，旅游公司则依据每个业务员介绍客人的消费总额提成，付给业务费。我向同学借了一只旧呼机，印制了一盒名片，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迎着海风到了汽车站。这样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肚子饿了，就在邻近的摊上买两个馒头充饥。后来干巴巴的馒头吃厌了，就改吃2元钱一碗的面条。边吃，眼睛还得边望着每辆进站的车。有时候吃了一半看到车来了，就得赶紧丢碗筷去发名片。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不落下每个有可能需要服务的客人。这中间，还得捡起被客人不屑地扔到地上的名片，得忍受一次次冷漠了拒绝……就这样一直站到深夜12点，最后一班车进了站，才可以下班。有好几次，当旅客把我的名片撕得粉碎再扔到我脸上时，我也想到过放弃。但每一次又都咬着牙说服自己：我决不能垮下来，我的身后，有一个破落的家和一个备战高考的弟弟等我赚钱啊！ 一个月以后，我发了工资：1468元！这是旅游公司所有业务员中最高的。握着这笔钱，我的手颤抖了。花了13元钱，去湘菜馆美美地给自己点了一个家乡菜，然后留下55元做生活费，将剩下的1400元全部寄回了家。 在这个旅游公司里，高燃做了8个月。每个月发了工资，他都只留下零头，将整数寄回家。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6月，旅游公司因经营不善面临破产，高燃失业了。这时候，弟弟高亮已进入了高考前的最后冲刺。思索再三，高燃决定暂时回家，陪弟弟参加完高考后再出来打工。 回家后，高燃给弟弟安排了安静的住处，细心安排好弟弟的饮食，尽可能让弟弟吃好，休息好。有哥哥在身边，高亮的情绪十分稳定，发挥正常。7月9日最后一场考试结束，高亮走出考场，激动地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