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学新体系引论三研究和分析.doc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水土保持 自然法学新体系引论三 　　二、比较论 　　人类共同的固有本性决定了在关于自然法的最一般的观念方面，中国和西方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孔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霍布斯作为自然法的总原则;西方自然法学和中国儒家都表达了对正义、公平的追求，都意识到应当对人定法进行道德批判，承认“恶法非法”等等。但是，中国的自然法思想并不发达，而且不成体系，难以获得与西方自然法学相提并论的学术地位。在关于自然法思想的具体内容上，中西之间的差异是主要的，中西自然法对各自社会的影响也是大不相同的。 　　(一)中西自然法思想之差异 　　1、自然法的内涵 　　西方自然法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不管是人的理性还是神的理性)，“自然”的本质是基于本性和智力的理性命令。如格劳秀斯说：“自然法是正当的理性命令，是断定行为善恶的标准”; 洛克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的全人类。” 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斯宾诺莎的几何学证明方法再到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都体现了一种认知理性的演绎推理，它企图与专断和任性划清界限。如果说西方的自然法是一种“道德法”的话，那么这个道德是先验的理性道德，所以，西方的自然法通常被称为理性法。 　　古代中国的自然法缺乏思辨和论证，而充满了内省和体悟。它讨论的不是外物，而是内心，关注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伦，所谓“天”(自然)的本质是基于血缘宗法关系的伦理原则。如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就是说人间秩序是自然的规定;而朱熹干脆就直接把宗法伦理及其表现形式“礼”看成根本的、最高的自然法则： “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程颢、程颐说得更简单：“人伦者，天理也”。所以，伦理就是天理。如果说中国的自然法也是一种“道德法”的话，那么这个道德是经验的宗法道德，所以，中国的自然法(“礼”)一般被称为伦理法。 　　2、自然法的特征 　　凡是称得上“自然法”的东西，至少应该具有这样三个特征：最高性、普遍性和永恒不变性。在前两个特征方面，中西自然法思想没有什么差别，而在永恒不变性这一点上，中西自然法则有不同。 　　由于西方的自然法是基于理性的逻辑推演，是从存在于一切普遍知识背后的最初原则中得出的结论，所以它被认为是一套永恒不变的原则。如西塞罗说：“法律不是由人的才能想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决议，而是某种凭借允许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一切正确的、合理的都是永恒的，并且不随成文的法规一起产生或消灭”。格劳秀斯对自然法的永恒不变性作了更进一步的强调，他指出即使上帝也得受自然法的支配，因为上帝自己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也不能颠倒是非，把本质是恶的说成是善的。 到了新自然法学那里，自然法的永恒不变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例如德国新自然法学者施塔姆勒(Rudof Stammler)提出了一种“内容可变的自然法”(natural Law with a variable content)，但总的来说，永恒不变仍然是西方自然法的一大特性。 　　中国的自然法则缺乏永恒不变性。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反映了孔子并不认为礼是静止的、不变的永恒之法，而是一种惯例性的、与时俱进的行为规范。在儒家看来，礼的规范不是绝对的，一个人的行为只要符合仁的精神，就允许对礼有一定的偏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礼的制约，此即所谓乘权执中，例如，“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的一条原则，但“嫂溺援之以手者”则是权衡变通之必要。 　　3、认识自然法的主体 　　西方自然法学认为自然法是理性的体现，而人皆有理性，因而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去发现自然法、认识自然法，正如西塞罗所说：“自然赋予所有人理性，因此也便赋予所有人法”。在西方，自然法属于每一个人——无论他是王公贵族还是贫下中农，在自然法面前一律平等。也就是说，西方自然法的认识主体是平常人，人人都有权决定何为合法、何为非法。 　　相反，儒家的观点是只有社会权威人士——即所谓的圣贤才有能力认识和阐释自然法(“礼”)，正如孟子所说：“礼义由贤者出。”在儒家看来，天只确定大致框架，具体细节有赖于圣贤。只有圣贤能够根据自己长期通过养成的对“礼义”的认识，通过权衡各种不同的需要，对特定情境下的是非善恶作出决断。总之，中国的自然法并不是所有人都可据以判断人定法正当性的原则，而是由圣贤来阐释的、作为指导明君如何正确运用暴力的手段。 　　4、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 　　学术界普遍认为，儒家自然法(“礼”)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而西方自然法以“天人相分”为基础。 “天人相分”强调认知理性，即人要认识和服从自然，天人关系是外在的、超验的。因此，在西方，一直存在一种自然法与人定法之间的二元理论，即自然法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