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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讲座+求学今昔谈 求学今昔谈 ――在华南师范大学的演讲 《贝壳》的由来 谈到过去，谈我们当年做学生的一些事情，好像就有了许多话要说。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学校内外的情况与今天差别很大，特别是文化环境的变化就更大了。说起三十年前我们校园的文学生活，跟今天对比一下可以看出许多不同。 当年求学的情景还在眼前。当时恢复高考不久，每一级的入学间隔时间还没有调整好，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学校交汇的时间很长。这就有了更多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人在一起，说话南腔北调，特别有意思。 当时热爱文学的同学比现在多，中文系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上课谈文学谈语言，下课更是如此，大家常常就新读过的作品讨论争论起来。七十年代末国内各大学都成立文学社团，据说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传统是一样的。我们学校中文系有两个文学社，后来合办了一个文学刊物，那就是《贝壳》了。 一开始由我们文学社的几个人拟了好几个名字，找系主任肖平老师决定，他看了看说，就叫这个吧，我们在大海边上，等于是拣回了一些美丽的贝壳。 第一期是手刻蜡板印出来的，这在我们眼里漂亮得不得了。后来 1 才是打印的，那已经是更高级的东西了。 我们刻蜡板的同学有一手好仿宋体，设计封面和插图的人能写能画，总之人才很多。那时学生当中不完全是稚气的小脸，还有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那会儿即便是刚刚二十多岁的人，也觉得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什么都懂，一付成竹在胸的样子。所以现在一看到青年人的那份骄傲，总是十分熟悉和理解。人应该有这股劲头，这是冲劲。当年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天文地理无所不晓，而且能够迅速地阅读，牢牢地记忆，顽强地消化。在这种情形下进步肯定是很快的。 除了上课，再就是尝试写作。有的写诗，有的写小说和散文。小说一般被认为是最难的，篇幅长，还需要有人物和情节。过去说的“写书”，就是指写小说。怎样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诱惑。要写出丰满动人的人物，教写作的老师不停地举例子、强调，所以反而让人有了神秘感。 初学写作，最难的就是写出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当时处心积虑地想个不停，主要是围绕“人物”。 我们有了刊物，就分别写稿，分开栏目，各自完成“主打作品”。那时好胜心极强，一心要超过其他院校寄来的社团刊物。当年铅印的院校刊物还不多，在今天看来都是很简陋的。不过当时并不这样看，只觉得寄来的所有刊物都香气逼人。这仿佛是一场较劲的比赛，既有趣又费力，四周吸引了很多的人。 同学们飞快传递彼此的一些阅读信息，总是非常兴奋。比如说一 2 个人在阅览室里读了一篇刚刚发表的作品，就赶快告诉大家。什么刊物出了一个新的作者，哪一篇作品产生了影响，大家心里清楚极了。那时候没有网络，基本上也没有电视，就靠阅览室来满足我们。问一下，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那间大阅览室了。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多少欢乐的时光、产生过多少激动。 还记得第一次看二十多吋的彩色电视，是在中文系合堂教室里。看的第一个话剧是曹禺的《雷雨》，不久又看了德国作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那种激动如在眼前：回到宿舍里已经很晚了，还要讨论剧情，多半夜都不愿睡觉。看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当年任何一个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或散文都不会被我们忽略。 由此来看我们热衷于办文学社和编刊物，也就容易理解了。 现在的标准 那时每年都有全国小说评奖，一次评出二十篇小说。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哪一个作品能够得奖。就像打赌似的，每个人列出一个二十篇作品的单子，只等新闻联播公布结果。可见那时的文学公信力之强。一连几年，大家猜中的都在十几篇以上。这与今天完全不同。如今不要说在校的大学生了，就是著名的专家也猜不出。原因就是现在的文学标准改变了，变得空前复杂了。 有人可能说现在的作品多了，出其不意的情况也就多了；还有一 3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写作已经是五花八门，这就不好掌握统一的标准了。其实文学怎么会有其他的古怪标准？它只能是一个文学的标准，只能是坚持这个标准的问题。如果社会变得混乱无序了，没有是非了，文学的标准当然也不会有。 有人固执地说现在是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因为随处什么东西都给“解构”了，说不清了，无论什么事物，说好说坏都可以。还有人认为“真理”也是不存在的，世上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这样的时代难道不是很可怕吗？因为到处都是这种“相对”，人们也就不再需要去追求真理了，因为凡事此一时彼一时，可以得过且过。生活在这样的人群里还能再谈文学、还值得再谈文学吗？不可能也不必要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追求真理的族群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关于写作，没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