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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_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_也谈方法学问题_苏家寅 论“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 ———也谈方法学问题 苏家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杜正胜先生曾于《考古》杂志1992年第4期上发表有《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学的探讨》一文，内中提出了所谓“考古资料的历史学索隐”问题。按照杜文的意见，所谓“索隐”指的就是“求索隐微”，即通过对于部分 能已经存在有一定程度上的集中化了的行政管理活动，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有能力从事类似活动的政体绝不仅限于“国家”一种。在前国家时代，譬如在酋邦社会中，以酋长为首的早期政治组织同样有能力调用他人的劳力来为自己服务，这其中就包括某些规模相当可观的公共工程的兴建，例如灌渠、城堡、土墩、领导人的住宅等，其间同样涉及到为杜文所关注的集体劳动的组织与指挥，自然也体现着“资源集中”、“人力控制”以及“行政组织”在当地社会的发展程度 ② 古史新证 传世历史文献的梳理，自其中提炼出某些为当代社会科学概念所未曾涵纳的“历史实情”，进而以之指导对于考古材料尤其是史前材料的解读。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杜氏根据《礼记?礼运》等文献的记载，构拟出了觇候中国古代国家社会形成的四大标志，即： （1）血缘家族既是“社会单位”，同时又成为“经济单位”，近支亲族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与之相对，类似于氏族这类较大团体内部的关系则变得较为“疏离”； （2）权位传承实现世袭，少数人及其家族垄断了各统治机关； （3）开始垒筑城垣； （4）分别身份等级的礼制兴起。 对于这样四项标志，杜氏明言，其中前两项因涉及到血缘关系的演变故而难以与考古材料坐实，所以对于考古实践来讲，具备实际意义的也就是最后两项而已，即城郭等公共工程的兴建以及礼制等区分身份等级差异的政治制度的兴起①。 对于杜文提出的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我们看来，此间有待商榷之处既有技术层面上的，也有认识层面上的，下面先谈具体问题：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作为进化阶梯中更高的一个层级， 国家理应比酋邦展现出更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相应地，被组织在国家政体中的劳动力，在政府的集中指挥与有效管理下，完全有可能建造出较之于酋邦社会中的同类建筑更加宏伟壮观的工程，但也仅仅只是“更加宏伟壮观”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将这种原则性认识付诸考古实践，即怎样从量化的角度来区分“国家”与“酋邦”两类政体在这个方面客观存在着的能力差距？当初，在酋邦概念被运用到对于中美地区考古案例的解释中去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类争论，虽然在奥尔梅克与特奥蒂华坎两地都发现有“大规模劳动的产品”，都反映出了当地首领对于集体劳动的调度、组织与使用，但与前者相较，后者那里的纪念性建筑、公共事业以及专门化技术等考古学家最关心的内容无一不表现得“更大更复杂”。于是，双方之间在绝对规模与复杂程度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就有了本质上不同的解释，是仅仅从“量”的角度来理解，即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国与国在绝对规模方面所表现出的多样性，还是 一 杜氏提出以公共工程与礼制作为测度国家社会出现的标准，这在技术层面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漏洞，而且在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着具体尺度难于把握的问题。 首先，公共工程的有无并不能被看作是测度国家社会形成与否的充分条件。恰如杜文所言，当代研究者可以借助于考古活动中所见的城垣等遗迹，进而揣测当时社会中可· 从“质”的方面着眼，将这种差别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各研究者之间莫衷一是③。再以中国的材料而论，陶寺古城的规模不可谓不大，但就社会复杂化程度来讲，似又稍逊于二里头，那么这两座体量无朋的古代遗址所代表着的究竟是酋邦与国家，还是一个早期国家与另一个早期国家之间的关系呢？与在美洲地区发生的情形相似，在采取同一研究策略的学者之间同样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④。可以预见的是，类似争论在未来的研究活动 186 · 中仍将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凭借城垣等的对比，就可以看到，那些与陶寺这类北中国内陆地区的政公共工程的出现来推断当地社会是否已经发展到了国家阶体处在相似发展阶段上的族群，也总是有着表达同类意识段，更何况在目前所见到的这些时代相近的城址之间还存的需求，那就是利用各种机会以求强调贵族自身的与众不在显著的差别⑤。同，在这里，目的是一致的，区别主要在于借以实现这一目 再以礼制问题而论，与杜氏一样，许多研究者倾向于将的的策略与道具不同。对于龙山时代的许多等级制政体来“礼”看作是所谓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其实在我们看来，讲，以阳起石、透闪石，包括部分大理石为原料加工而成的“